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诗品》王粲条“文秀而质羸”考释——兼论王粲五言诗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

钟嵘《诗品》王粲条之“文秀而质羸”,指王粲五言诗有文辞秀密而体气稍弱的特点。“质羸”并非指王粲身体羸弱,而是指王粲诗所体现出的重文轻质的倾向,从中可见五言诗质理始衰而文辞始盛的发展趋势。这种重文轻质的倾向缘于王粲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此处的赋,既包括作为文体的赋,也指《诗经》六义与比、兴相对的赋。钟嵘评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亦是通过其与刘桢诗“气过其文”、曹植诗“体被文质”的对比,构建出五言诗源流的经典谱系和文质并重、质胜于文的审美品位,区分雅与俗、正与变,使五言诗正统回归到风骨典雅、文质兼备的轨道上。

共鸣与回响:从心理机制看《河岳英灵集》与《诗品》之关系

文学共鸣理论是考察殷璠《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文学共鸣产生的三个心理机制来看,殷璠与钟嵘在批评愿景、情感经验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高度契合。两位诗论家有着相同的变革诗评风气和创作现状的理想愿望。又因为相似的沉于下僚的仕宦经历,他们在具体品人论诗方面,常给予身世不平之人和以怨为美之作以特别关注。

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

钟嵘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史传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为报"宿憾",钟嵘撰写《诗品》品五言诗,把沈约放在"中品"。文章解析这段公案,论述钟嵘与沈约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是两个理论巨人的关系。通过对钟嵘与沈约关系的研究,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可以发现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纠缠在一起,并且共同推动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前进的。

感兴:审美价值的实现历程

先秦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情感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前提下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将诗看作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而后汉代经学家解诗,"兴"被诠释为艺术创作手法,这是艺术沦为教化工具的直接结果;魏晋思想环境的变化促使"兴"得到发展,感兴恢复其情感特征,显现出魏晋人率性而为、任性自然的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兴"直观地显示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着时人的审美理想。

论钟嵘《诗品》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 ,钟嵘《诗品》为其标志之一。《诗品》作为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建构了完整的、系统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 :提出了“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 ,深刻认识了“吟咏情性”的艺术本质 ,提出了“滋味”说的美感论 ,确立了“定品第”、“显优劣”、“溯流别”的批评方法 ,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直致”——关于钟嵘《诗品》的一个诗学概念的诠释

钟嵘《诗品》评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关于"直致"一词,《诗品》注者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直致"是六朝习用语,是钟嵘《诗品》中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钟嵘将"直"区分为"直致"和"质直"二体。"直致"乃"自然英旨"、"风华清靡"之美;"质直"乃田家语。钟嵘褒"直致"而贬"质直",把"直致"与"雅致"并立,视为诗学中的两个相对但不矛盾的审美范畴。唐宋以后,"直致"成为文学批评中应用广泛的专门概念,但大多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与钟嵘推崇"直致"的原意相反,这是对钟嵘"直致"说的歪曲和误解。

郑文焯词学理论体系的审美之维——兼论钟嵘《诗品》对郑氏词学思想的影响

清末词家郑文焯深受南朝钟嵘《诗品》论诗的影响,强调了词人填词须遵循"直寻"原则,要求"不使才、气",尊重审美直觉能力真实呈现词家心性的艺术追求;针对借传统的"比兴"实现"意能尊体"的道德目的的词论倾向,重释"比兴",主张以"无表德,只是实说"的艺术形象以及委曲婉转的美感方式自然显现意义;延续了《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精神向度,反对务博、典博、炫博以及用典冷僻,主张"由博返约",道出了填词过程中将学识修养以清空出之的审美经验,极富艺术辩证关系。

试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文本诠释的自洽性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历代诗话》本《诗品》为底本,整理出一个新的文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笺注的内容林林总总,涵盖面广,举凡史实考证、字词解释、文意阐释、诗作鉴赏、理论申说等等,都不轻易放过,创获甚多。古笺站在"理解之同情"的立场上,尽可能贴近原文,从引申钟说出发,最终走向了反驳钟嵘某些说法的一极,在钟说的基础上有所辨析、有所提高、有所升华,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结构,进而成为一个阐释循环。

钟嵘《诗品》对清诗话影响综论

钟嵘《诗品》为中国品诗之祖、诗话之源 ,而清诗话则代表了古典诗学的鼎盛与繁荣。本文结合量化分析和学理分析 ,拟把作为源流关系的钟嵘《诗品》与清诗话略作比较观照。通过《诗品》对清诗话影响概观、《诗品》对清诗话诗学理论的影响、清诗话对《诗品》诗学理论的反拨三个层面的研究 ,探讨了《诗品》影响清诗话的综合状况。

何为玄言诗——兼论当下玄言诗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魏晋南朝时期并没有"玄言诗"的名字,"玄言诗"的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结合南朝人的论述不难看出,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南朝人所说的受了玄学之风不良影响的诗。不过,南朝人所指的不良影响包括思想趋向、作品基调、辞采和词趣四个方面,而当下的研究却并未完全据此立论,往往脱离南朝人的评价,根据自己的理解,在魏晋诗歌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然后名之曰"玄言诗",并据此为他们的玄言诗研究提供支持。由于研究者所面对的作品互不相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达成共识。

现代学术史上的“陶诗品第”之争

齐梁时期的锺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入中品,后世不少评论家都认为品第不公。明清以来如王士祯等人甚至认为陶诗应置于上品,但相关的批评并没有文献依据或理论阐发。及至现代学界,对《诗品》的研究日趋严密细致,由古直率先发端,提出在《太平御览》所征引的《诗品》上品诗人名单中原本就列有陶渊明,随即引发海内外诸多学者参与争论。或引据文献,认为今传《诗品》曾遭后人篡改;或认为对于锺嵘如此品评,根本毋庸置疑。由此展开对《诗品》的版本源流及体例义法,锺嵘的诗学观念及品评标准,乃至陶诗的流传及接受情况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讨。通过梳理这桩公案的始末原委,可以发现传统学术研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诸多特征。

“直寻”与“直置”——钟嵘《诗品》校议一则

"直寻"与"直置"均为南北朝以前常用语。"直寻"与"枉尺"连用,意为"屈小伸大"、"总体把握";"直置"则意为"直抒胸臆"、"直书其事"。通行本《诗品序》中的"直寻"当作"直置"。

论钟嵘的诗歌批评标准及其理论体系

《诗品》是我国诗论史上第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专著。对其批评标准的解释历来有多种意见。钟嵘的《诗品》以“怨”为核心标准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情感批评理论体系 ,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阐述的。从《诗品》对具体作家与诗歌作品的评述中分析概括钟嵘“怨”的内涵、内容、形式和艺术效果各方面的理解和要求 ,以及“怨”说在诗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从“直寻”到“妙悟”的理论背景分析

钟嵘《诗品》中提出"直寻"说,影响深远;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以"妙悟"说为后人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了从"直寻"到"妙悟"诗学理论背景。

“取效风骚”辨

钟嵘的《诗品序》通过对诗歌流变的梳理,得出了《诗》《骚》消亡的原因和五言诗勃兴的理由。同时,是否融合《诗》《骚》的优点成为钟嵘品第诗人高下的主要线索。

钟嵘《诗品》注释辨证

本文对《诗品》某些语源出处等比诸家注本提供了更早的资料 。

论《诗品》之评谢灵运

钟嵘认为谢灵运与陆机均源出曹植 ,但谢之才气灵性与陆之才力学识大不相同。陆机主要致力于师法曹植诗所表现出的那种文人化、雅正化倾向 ,而谢诗则更多地发扬了个性化倾向。钟嵘又是第一个全面综合地考察谢诗艺术特征的人。《诗品》把曹植、陆机、谢灵运列为自五言诗产生以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

《诗品》研究不应轻视隋唐时代的文献价值——以《梁书·钟嵘传》所录《诗品序》为中心

刘善经《四声指归》、《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和《丘迟传》所录钟嵘《诗品》资料与宋元以后刊行的《诗品》相比,有其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尤其是《梁书.钟嵘传》所录为完整的一篇《诗品序》,研究价值尤高。然而在实际的《诗品》研究中,往往存在用后来版本的文字判定隋、唐初人所录为讹误的颠倒是非的情况。这应引起人们对隋、唐初人所录《诗品》资料的足够重视,希望能够在更加接近《诗品》原来文献面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这一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名著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