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解”与解“释”

在春秋晚期以降金文、竹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字,与“巨”字形体有别,且词义无关,应是“接中”之“解”的表意初文,原指器物的关节连接处。出土文献中的“不■”“毋■”即传世文献之“不解”“匪解”,又作“不懈”;“■冻”即“解冻”。三晋货币面文“中都”等之“中”或有讹作“■”形者,与“■(解)”并非一字,只是同形关系。邹国陶文之“■”字,应分析从■(解),■声,是为“解释”之“释”所专造的形声字。

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发微

天人之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不否认“天”对人的限定,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心”对“度”的体认与践行,促使“心”的主观能动性由自在向自觉转进。这是上古三代以来固有理性精神在晚周天命观式微大背景下不断张扬的必然结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公共思想。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在《心是谓中》中表现出较为朴素的特征,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天论》等则对其创造性发展。诸子或侧重于人事道德化,将道德自我圆满视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或强调“天”的客观性,将“心”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性”的新高度。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并非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分途并进、互相交叉的多重演进路向。

汉代宫禁侍卫职务的“宦官化”

两汉宫廷禁省服侍人员的身份发生过“宦官化”的趋势。其中表现有:中黄门逐渐成为禁中宿卫的主要部队,黄门令在东汉后期的政变中屡次担任禁军首领,带兵逮捕外戚代表大将军;中常侍取代了侍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并成为统辖禁省事务的总管;宦官掌管尚书机要,控制了省阅呈交章奏和传达天子诏令的工作,并担任了某些在少府之外的“九卿”职务以及各官署的令丞。宫省职务“宦官化”的原因主要是皇帝对百官与外戚的猜忌警惕,为了强化君权而削弱官僚贵族的势力。东汉后期,皇帝逐渐成为宦官集团操纵的傀儡,此时后者掌控宫省要职是实现自身扩张及巩固势力的要求,不再受君主意愿的控制。

原始儒家中庸思想的奠基之路——以《尚书》《周易》为中心

五经元典作为孔子教学的基础教材,孔子从中吸纳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内核,提出了很多原始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中庸作为儒家德性伦理观的核心范畴,其思想萌芽便可追溯到《尚书》与《周易》之中。“中”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形态首次被提及是在《尚书·大禹谟》的虞廷十六字心诀中,结合《洪范》篇所论述的内容,《尚书》涵盖的“中”的哲学思想可以被提炼为“中正”的核心概念,指向于政治道德的视域。《周易》蕴涵的“中”的哲学思想则与“时”和“位”的概念相结合,“时中”的思想贯彻在《周易》的整部著作中,既体现在每一卦的爻辞之中,也体现在卦与卦之间相互转化之中。孔子吸纳了《尚书》和《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并从认识论与功夫论层面将其确立为人之德性,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管仲卒年考

管仲的去世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史记·齐世家》记载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但这个时间与《左传》《榖梁传》等书矛盾,与有因果关系的重耳行程和黄国灭亡时间存在误差。如果依据最可靠的《左传》以及日本藏古本《史记·秦本纪》等古籍,管仲的去世时间应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即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或秦穆公十二年(前648)。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清华简《心是谓中》撰作时代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心是谓中》借助先秦时期“心统四相”的“一般知识”,阐述治国理政之道,指出“命”有人力所不及的“天命”和人力可及的“身命”两个层次,无论君公、侯王还是庶人、平民,都不应过度追求“天命”的庇佑,而应该安分守本、修德敬业,从而保有“身命”。综合简文的体例特征、语言特征和思想特征判断:清华简《心是谓中》应是成篇于孔子至孔门七十子时代的儒家学派作品,其作者应为孔子或孔门七十子中的一位,但具体身份尚无法确定。

陈师道与吕本中诗学观之比较--以《后山诗话》和《童蒙诗训》为视角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陈师道和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所作的《后山诗话》与《童蒙诗训》之中。他们的诗学观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推崇诗骚、汉魏,称道杜甫;强调作诗的“悟”“意”;注重诗歌的“新”“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苏、黄诗歌的态度不同;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要求不同;对唐宋诗人的取法态度不同。通过比较二人的诗学观,可以观照他们对宋代诗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张仲景“外风”与叶天士“阳化内风”论治中风

张仲景认为,中风主要原因在于"外风",病机为"内虚邪中",治疗上注重肝脾同治、重镇熄风、扶正祛风;而叶天士认为,中风主要原因在于肝肾阴亏,病机为"阳化内风",治疗上在肝脾同治、肝胃同治的同时,注重四时养治,随时施治。从仲景"外风"到叶天士"阳化内风"不但体现了中风论治的多个不同角度,更体现了中风病机的发展历程。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关注重点大多是落在现当代这一与我们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时段,而对于中国从文明开端就未曾间断一路走来的传统设计观念却是有所忽略,其中包括了对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研究。我们在当代设计的色彩运用中,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动的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国传统色彩的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恰恰就是"观念",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也体现在充满了文化意蕴表达的多层解读中,并由观念转向一种现实中的运用,观念变成了一种隐藏的潜在意识。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基本建构及其观念成因,从设计史、思想史的角度进入,通过对于中国色彩运用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做出适当的解读。

多重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白鹿原》文本解读——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十年研究综述

无论就《白鹿原》的思想容量、文化内涵、历史深度 ,还是艺术表现 ,都足以显示 2 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实绩。从社会历史学角度 ,它构建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 ;从女权主义出发 ,它描绘出一个“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 ;在文化研究方面 。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丁取忠在《数学拾遗》中是如何“述”割圆捷法的?

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数学拾遗》中的割圆捷法内容,认为其是以撷《割圆密率捷法》九术之精要,以采《赤水遗珍》之架构,并以捷法来纯熟地解题,有释义、有解法、有应用.其理易明、便于算的考量,适合初学者研读,意在推广.

从路遥、陈忠实创作之路看编辑对作者的人文关怀

作者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编辑的鼓励与帮助。在由文学爱好者到知名作家的创作历程中,路遥、陈忠实受到了众多编辑工作者的帮助与支持。编辑对作者应有尊重和体谅的人文关怀之心,同时也要引导和监督作者的创作。

鹿三之死——《白鹿原》生态环境下的医学、心理学文化元素探讨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被喻为建国以来"当代中国文学60年的巅峰之作",①在中国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长工鹿三之死的描写历来为读者所津津乐道。随着中国医疗和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鹿三之死也就不仅仅是"鬼魂附体"所能自圆其说的。通过对鹿三患病的前后对比,探讨其病因在中医、西医及心理学方面的根据,从而发掘出《白鹿原》生态环境下的医学、心理学文化元素,积极彰显陈忠实先生在医学与心理学方面的丰博知识,使得鹿三形象趋于丰满和完美。

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

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讲,"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两个概念不应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其内涵定义和外延的界定都应有所区别,否则便沦为了一字之差的词汇游戏。所谓"公共史学",应当是特指美国的"Public History",而"公众史学"客观产生及存在的历史渊源,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公共史学,为此其所形成的定义不仅有别于后者,涵盖也自然是应大于后者的。当然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史学在公共史学的启发下,也应进入高校历史专业的殿堂并引起专业史学家的关注和参与,从而能够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尤其是在拥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故尔,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别作些探讨,予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