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衷中参西”妇科流派的“三期四步”法诊治求嗣患者的验案举隅

随着三胎政策开放,我国面临的生育形势逐渐严峻。针对目前不孕夫妇求嗣的问题,川蜀“衷中参西”妇科流派总结出“简便廉效”的不孕“三期四步”诊疗方案,强调四步排查不孕因素,三期适时辨证治疗,中西医结合,以达助孕之目的。

何成诗教授从“结者散之”论治肺结节经验

目前肺结节检出率逐年升高,因其病因多样和潜在的恶性,容易导致过度治疗或治疗延误,这使得肺结节的防治成为临床难点、热点。何成诗教授基于“结者散之”理论,认为肺结节核心病机突出一个“结”字,包括气结、痰瘀结、毒结、多邪结;临证处方主张紧扣一个“散”字,包括益气散结、行气散结、化痰祛瘀散结、解毒散结、通络散结。从“结者散之”论治肺结节,紧扣病机,处方灵活,疗效显著,为临床论治肺结节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借鉴。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 ,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 ,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 ,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 ,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 。

丁取忠在《数学拾遗》中是如何“述”割圆捷法的?

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数学拾遗》中的割圆捷法内容,认为其是以撷《割圆密率捷法》九术之精要,以采《赤水遗珍》之架构,并以捷法来纯熟地解题,有释义、有解法、有应用.其理易明、便于算的考量,适合初学者研读,意在推广.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白菜新品种中熟5号的选育

自交不亲和系 2 3 5 8s是从大陆型的洛阳大包头中选育的 ;优良自交不亲和系H 1 3 1是从海洋型的本地优质笔尾白的自然杂交后代中分离出的。两个亲本经过严格的抗病性鉴定 ,亲和指数测定 ,配合力分析 ,配制成优良的一代杂种中熟 5号。该品种高抗霜霉病、软腐病、黑斑病、菌核病和病毒病 ,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 10 %以上 ,现已在福建省及其它南方地区大面积推广。

赵刻本《仲景全书·伤寒类证》研究

明·赵开美校刻的《仲景全书》中所收录之《伤寒类证》是金大定3年(公元1163年)金人宋云公于常山医流张道人处密受《通玄类证》,据此书撰写而成。《伤寒类证》一书格式新颖,别出新裁,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以表格的形式列述了伤寒诸证的证治,按症状分类,将《伤寒论》原文397法重新归为50门,共计484法。表格中前有主证,后列方药,举一纲而万目张,标一言而众理显,使难见之文,明于掌上,为后世医家临床应用伤寒六经辨证施治提供便捷之法,同时亦为后世《伤寒论》的研究开拓出一种新方法,颇具研究价值。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论董仲舒的“天本体”哲学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本体。董仲舒从贵“元”、祥“始”、崇“本”观念展开本体论证 ,强调“人唯有始终也而生”。天、地、人“三本”归于一 ,只是一个天字 ,只有天 ,才是人心本体之所指。天既是包容万物的、规律性的宇宙整体结构 ,又是人心信仰的源出 ,是人不得不尊崇与敬畏的对象。直到今天 ,天本体仍然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 ,通过信念、思维、语言。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诗》无达诂”解

“《诗》无达诂”是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诗学阐释的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与董仲舒整肃《诗经》阐释状态,使“学者有所统壹”的文化、政治需要紧密相关。本文从先秦至汉的历史和诗学语境出发,结合董仲舒的经学诗学解释实践,揭示了这一命题如何由经学向文学的转换,以及经学文本和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钱钟书历史修辞思想札论

历史是“客观的记载”,但又不仅仅是“客观的记载”。历史叙述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期待类型。由文体的名实不一、体用变化加以考察,今天我们所谓的历史叙述,其涵义和价值并不如“科学主义”历史观认为的那样简单划一与凝固不变。“历史”叙述的概念是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中外有别的概念,其中固然有所谓“历史叙述反历史性”,但更应该看到,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担的“最后的裁判者”的意义。

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认为,在诗的"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只是其中一项。"诗可以怨"变成文论史上的"套板",与"诗言志"中的"哀乐并举"观不吻合。其实,痛苦和快乐都能产生诗歌,比如"离群"之怨与"嘉会"之乐,"怨"的心理内容与"圆"的美学形式,沧海明珠与蚌病成珠,重的风格与轻的风格,悲剧与喜剧,等等。"怨"的观念,跟人们以"衰变观"来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精神返祖"的冲动。诗的"现实感"既是哀的,也是乐的。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