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营造法式》:一部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学术史

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发现宋《营造法式》并刊印丁本《法式》,之后委托陶湘先生以《法式》诸版本勘核校对并出版陶本《营造法式》,接着朱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延请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加盟,从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系统建构,与对宋《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大书的深入探索。自梁思成于1925年由乃父处获得陶本《营造法式》到其加入学社,开展紧锣密鼓的古代建筑考察与研究,直至发现唐代佛光寺大殿,接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梁先生始终坚持以理解与研究宋《营造法式》为中心,以建构中国建筑史与诠释中国古代营造制度为目标的艰难学术之旅。自1919年朱启钤先生发现《营造法式》至梁先生的学术大作《〈营造法式〉注释》全本以《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的形式于200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间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正是几代中国学人在探究中国古代建筑奥秘这一学术道路上筚路蓝缕的真实历程。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营造学社的文献学贡献

历史文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中国营造学社在向新学术体系嬗变过程中仍具有浓厚的传统学术特点。学社成立的直接动因之一是为解读与营造相关的典籍,研究工作是从收集整理文献开始的,深入研究则是建立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双重证据法”之上,依然是为了解读《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典籍,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体系。梳理中国营造学社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建筑史学研究的内容,也提供方法论借鉴。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研究——纪念中国营造学社筹组90周年

朱启钤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写于中国营造学社筹备时期,采用研究计划书的格式撰写,可谓中国营造学社的起点。文章在考证该文版本源流的基础上,详细辨析了文中“营造学”和“沟通儒匠”两个关键概念之内涵,认为“营造学”的概念以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为基础,试图在保持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整体性的同时,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知识分类体系积极沟通,而“沟通儒匠”则是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将传统的边缘知识或实用技艺系统化,以“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的尝试。文章同样关注《缘起》一文提出的构想后来如何在中国营造学社团体协作的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初型的镕铸。

中国营造学社初期建筑历史文献研究钩沉

中国营造学社在成立初期,以校勘《营造法式》为开端,进行了一系列的与营造相关的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为后续田野调查测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献考证与实物调查相结合更使得学社产生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解放以后,由于受政治的影响、观念的变化、学科划分的局限等因素,建筑历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型制构造技术等法式研究上,缺失了对文献的研习,造成建筑历史研究缺乏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研究后劲不足。梳理中国营造学社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可以为当前的建筑历史研究指导方向、提供借鉴。

朱启钤与中国古典园林

朱启钤先生将古典园林视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予以高度关注,曾主持将北京社稷坛改造为传统园林风格的中央公园。在执掌中国营造学社期间,朱启钤先生积极发起南北方园林研究,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古籍史料,推进园林遗产保护,还在《哲匠录》中为古代造园匠师作传,贡献良多。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回顾朱启钤先生在古典园林领域留下的印记,以作纪念。

刘敦桢《文津阁四库本〈营造法式〉校勘记》

中国营造学社留下的一部“石印本”《营造法式》,1939年天津洪水后由朱启钤带领抢救重裱,幸运保存至今。这部书扉页有刘敦桢1933年4月主持用“文津阁四库本”校勘时写的题记,是学社整理、研究《营造法式》的一篇重要文献,体现出当时学社和刘敦桢个人《营造法式》研究的特点和成绩。同时,这篇题记对澄清学社这段时期的人事、历史也很有价值。

中国营造学社与国立北平图书馆

自20世纪30年代创立伊始,中国营造学社就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展开了密切协作,包括样式雷图档及穆麟德藏书等特色文献的入藏、样式雷图档等文献的编目整理与研究等。本文详细梳理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缘起、合作等,介绍国图当前在古建、营造等领域提供的服务,继而展望国图未来的定位与功能。

巴蜀地区明代木构建筑研究价值及营造学社相关研究初探——兼论巴蜀地区明代木构建筑研究现状及展望

巴蜀地区明代木构建筑遗存丰富,技术、艺术成就突出,在巴蜀地区木构技术发展史中具有独特性,也是中国明代木构建筑营造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巴蜀地区明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始于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其间,中国营造学社收集了30余处明代木构建筑的一手资料,并对部分单体建筑和明代木构总体营造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这些研究奠定了巴蜀明代木构建筑研究的基础,展现了巴蜀明代木构建筑的价值,也拓展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维度。之后,特别是近10年,巴蜀明代木构建筑备受关注,有很多新成果涌现,但也仍有许多研究有待进行。一方面,巴蜀地区官式建筑、大式木构建筑研究需要继续深化;另一方面,小式建筑,大式建筑中的小木作、彩画、瓦石作等研究亦亟待开展。

将作能钩大匠沉——朱启钤营造之学及其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术薪传

今年是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本文通过研读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前后发表的相关重要文字,结合其独特的身世,勾勒朱启钤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图景。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转折时期,朱启钤是旧时代个别认识到传统建筑及营造匠作之价值并对其加以总结整理的学者中主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是承先启后的关键核心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49年之后,朱启钤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保护理念、技术及相关实践,通过机构、人员、资料彼此间的关联和承袭,多方面影响了北京(包括之前的“旧都”“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以至于如今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匠作拾珍:营造算例早期研究历程回溯

“营造算例”是中国营造学社搜集汇编的工匠秘传抄册的统称,曾被公认为工匠体系的营造精要而备受瞩目。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史料,挖掘研究细节,还原营造算例的发现与早期研究历程的史实。通过分析算例研究者所处社会环境与个人状态,解读其在研究实践中的动因,进而揭示朱启钤在算例的研究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深厚学术造诣和卓越组织能力。

藉群力之助,攻他山之错:早期中国营造学社核心成员刘南策事略管窥

刘南策先生是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之初即全职在社工作的核心成员之一,过往研究却对他关注不多。本文爬梳刘南策的背景履历、学社成立前后的活动经历,发现他是朱启钤先生最早延揽入社的建筑工程学专业人才,曾负责陶本《营造法式》的增附图样重绘,共商学社筹建事宜。学社成立后,参加当时首重的《营造辞汇》编订工作,以及学社首次承接的古建筑修缮合作项目故宫角楼城台勘验等,后期进入北平市工务局。刘南策在学社早期工作中承担的制图、实物测绘等关键内容,一方面反映其学术贡献,更重要的是侧面呈现出朱启钤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路线认识,及其组织开展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过程中,对实物调查、图释表达等现代建筑学方法和专业人才一以贯之的重视。

林徽音先生设计《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封面考详

林徽音先生多才多艺,在从事诗文创作、建筑教学、古建筑调查和建筑史研究的同时,还为许多杂志和诗集设计过封面。本文首次论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至第七卷共17册的8种封面为林徽音的设计作品,这些设计分别结合了唐代斗栱图案、汉唐雕饰图案、古代玉饰图案和版刻建筑总图等,是其对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和文化人类学作出的一项独特贡献。

从李庄到白沙——中国营造学社与墓葬建筑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开创意义与奠基地位不言而喻。除地面建筑外,营造学社还对墓葬建筑给予了大量关注。尤其是1940年营造学社迁往李庄后,与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等机构密切合作,参与了几次重要的墓葬考古发掘工作,并对李庄附近的数座宋墓展开自主调查测绘,探索了墓葬建筑研究的途径。新中国建立之后,原营造学社成员们多次参与墓葬考古工作,梁思成先生在北大的建筑史授课,也在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营造学社与考古学界的密切互动,不仅有助于各时代建筑的资料积累,推动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也影响到考古学界对墓葬中建筑相关元素的分析考察、术语运用、报告体例、图纸绘制等方面,推动了墓葬建筑研究范式的建立。对营造学社相关工作的回顾,不仅是对各位建筑史、考古学前辈的致敬,更有助于反思今天的学科互动模式,推动建筑史与考古学学科合作的深化。

“天书”与“文法”——《营造法式》研究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的意义

《营造法式》的研究伴随了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以更广博的视野和更深刻的认知能力对之进行回顾和批判,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其中的得与失,也可以总结为,作为"天书"的破解和作为中国建筑"文法"的继续建立。

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

中国营造学社于其成立的1930年至1946年间,完成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对中国建筑史学界影响深远。因此,探讨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轨迹,对于今日理解广义的中国建筑史,乃至中国建筑教育史而言,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一手资料,对营造学社的历年活动与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还原。文章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时间、办公地点等若干关键问题加以考辨,试图厘清这些学界一直未能形成清晰共识的问题;第二部分则是按照编年体例,将营造学社历年的学术活动和社内要事依时间顺序排列,整理出一份相对全面可靠的学术年表,方便研究者参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