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到“中国民族”:中共与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

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概念在孙中山的作用之下,逐渐具有了"民族同化"的含义。由于"民族同化"与中共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相冲突,所以,1923年11月左右,中共领导层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用"中国民族"替代"中华民族"来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意思,而"中华民族"则仅仅指汉族。无独有偶,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为了获得苏俄的援助,也发生了同样的概念转变。在这之后,中共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进行诠释与再建构,使之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然而,孙中山的概念转变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所以,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孙中山即发表民族主义演讲,开始通过灵活的处理方式来排斥世界主义思想,并试图重回民族主义阵营。中共与孙中山在概念使用上的转变,其实是双方意识形态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博弈。

“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在党的百年文献中使用频度变迁管窥——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为主要考察文本

观察和思考不同时期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中“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两词使用频度的变化,可透视中国共产党从参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领导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构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一词成为党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核心词语的过程。曾与之同义并用的“中国民族”则不再是独立能指的词语。词语使用变迁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途径和新境界的百年奋斗过程。

论我国历史民族的法律保护

现行《宪法》规定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包括诸多历史民族在内的多民族交流融合以后形成的"自觉的实体"。在促进现存民族发展的同时,对曾经存在过、如今已经消失的历史民族,也应采取适当的立法保护,这是加强文化认同,反对民族歧视,提倡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民族文化,尊重历史民族、延续文化血脉的需要。由此,文章建议宪法修改时增加"中华民族"及"历史民族"的表述,制定专门的《民族文化遗产法》,同时在现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教育法》《反恐怖主义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专门规定对历史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使我国民族立法更加系统完备。

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学人群体的国族建构尝试——以凌纯声、芮逸夫的主张为中心

1939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在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继而成为论述国家一体性的主流思路。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团结抗战的时代需要面前,凌纯声、芮逸夫开始转变研究取径,努力在这一主流思路下论证中华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他们希望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体能够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事实上提出了多元并存、共荣共生的民族理论新设想,为中国民族理论逐渐摆脱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备了条件,他们所指出的“凝聚核心”问题在今天的民族史观建设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尽管相关讨论并未形成完整理论、一些思考也未见全面,但这段荆榛满目的过往仍然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建设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