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本《事类赋注》校订

北宋吴淑撰并自注《事类赋注》三十卷,凡一百篇,以一题为一赋,注释广征相关典籍故实,引文简要精审,为后世文学家、文献学家所推重。因成书于一千年前的北宋,其文献价值较高。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点校本《事类赋注》甚便阅读,然该书主要做版本校勘,而对于书中征引的大量文献只是偶尔核校。因此,该版仍存在征引文献出处、引文、标点等方面的讹误。兹对所引文献进行校订,选出16条加以考证,以备修订及研究者参考,并请方家指正。

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论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史上的第一种杂志。围绕该教育杂志之创刊时间,在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主要可见1912年1月25日和1912年3月25日两种记录。基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查证、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活动史的梳理、杂志首卷所载文章与广告信息的疏通,可证《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

金灿然中学时期经历述略

金灿然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新见史料,对金灿然在初中学习时期因组织和领导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在高中学习时期与教师中进步人士交往等史实进行钩沉,以见金灿然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对其人生道路选择和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影响。

报刊阅读与出版企业文化的建构——以《中华书局月报》为考察中心

1917年中华书局爆发“民六危机”,书局的发展陷入停滞,后经各方努力,成功渡过危机,并迎来新生。在此期间,中华书局创办过一份企业内刊——《中华书局月报》。若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生活史、制度史等研究方法,对《中华书局月报》这份新史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份刊物对于中华书局建构现代企业文化和顺利渡过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员工的报刊阅读作为一种主体实践,更是近代出版企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真正力量。

中华书局本《道教灵验记》勘正

杜光庭所撰《道教灵验记》是一部道教灵验故事集,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语料。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道教灵验记》(收于《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是目前使用较广的版本。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版本学等相关知识,就该本整理中出现的讹文、脱文、倒文、误校问题予以商榷。如:“辰未己午”当作“辰未巳午”,“白箭”当为“白简”,“叩搏颡”脱“稽”字,“四卷同”当乙为“四同卷”,“舌本”指舌根等。通过这一探讨,希望能够为道教文献的释读提供参考与借鉴。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版入门阶段书法教材评析

《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与《国民学校习字帖》是民国时期入门阶段书法教材,前者为第一部现代学校书法教育的教科书,后者是在其基础上的改进教材。这两套教材的基本内容和架构及编写理念都可为后来书法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同时,因其属于初创阶段的教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沈曾植著作集出版前史发覆——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文集的出版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藏《人境庐诗草笺注》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上编”即已着手约稿、策划《沈曾植全集》,约定钱仲联先生整理沈氏诗文集及札记、题跋,并拟约唐长孺先生整理其史地著作等,但终未竣事,成功出版的仅《海日楼札丛(外二种)》,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而在当时基本成稿的《沈曾植集校注》则由中华书局在200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中华上编”时代起,即十分重视清人文集的出版;“文革”之后,更是影印、整理出版了多种清人文集,为清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资料。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和《出版月刊》两种出版类刊物。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华书局的图书进行宣传。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华书局情况及与出版有关的知识,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提供读书指导,刊登中华版图书评论,提供中华书局的销售信息。它们的特点是:图书宣传的广告色彩较浓,教科书宣传比重较大,宣传用语比较有特色。中华书局留存于世的这两种刊物,可以为当今的图书宣传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为诸本明史中最佳版本,然而由于《明史》卷帙浩繁,点校本中仍有一些错讹。其中的《诸王世表》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基础文献之一,有必要对其再做校订,以求信实。本文使用多种明史版本及稿本进行校勘,对于记载不同处又分别用《明实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重要明代史籍查证。通过校订,发现其中可加正误及缺失可补漏者49则,其中4则内各含2条错讹之处。

论中华书局对语文教科书近代化之贡献

语文教科书近代化是指语文教科书为适应近代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语文课程的发展而产生革新的历史过程。中华书局坚持正确的编辑理念,编撰优秀的语文教科书,形成了完备的语文教科书体系,对语文教科书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同时,对推进当前语文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书局管理者群体及其事业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构成了中华书局的管理者群体。他们之间的乡缘、学缘和业缘关系,既催化了管理者群体的形成,也推动了管理者群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延伸。这个关系网络以陆费逵为核心,以各部门关键人物为结点,为以重点图书出版和印刷业务拓展为代表的中华书局出版活动作出了贡献。

浅议近代中华书局《修身》系列教科书

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入分析其不同类型教科书,有利于探索其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修身》系列教科书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

古籍数字化中汉字处理的现状、问题及策略

汉字处理问题是古籍数字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古籍数字化的关键环节。主流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主要采用Unicode字符集统一汉字编码,汉字处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外字处理和汉字关联上。文章以现有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为例,讨论了古籍数字化中的汉字处理问题,即汉字认同的工作滞后、外字处理的方法不一和字际关系的分歧较大。提出了古籍数字化中的汉字处理策略,即以古籍数字化内容资源的平台建设为中心,加快"中华字库"工程的实施;以楷书汉字的数字处理为中心,充分吸收和利用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数字成果;以新媒体的技术和手段为中心,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众包等技术。

中华书局版《东华录》校勘指疑

《东华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蒋良骐编修的重要史书,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向来为史学界看重。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林树惠、傅贵九两位先生点校的蒋氏《东华录》是很完善的版本。但是,美玉微瑕,仔细研读,仍能发现其中校勘上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多是属于校对的技术性错误。

汉文佛典数据库建设刍议

文章论述了汉文佛典写本佛经、刻本佛经和现代佛经的数据库建设现状,讨论了当前汉文佛典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汉字识别、外字处理、图像处理、文本校对、平台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汉文佛典数据库建设的相关对策,即充分吸收和利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数位建设成果,尽快建成兼收并蓄的汉文佛典基本字料库;完善佛典图像的显示、处理效果,提高佛典文本的标点、校对质量,尽快建成精良成熟的汉文佛典图文数据库;全面整合汉文佛典的数字化资源,合理构建汉文佛典的数据库框架,尽快建成开放交互的汉文佛典数据库平台。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比较研究

随着现代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出版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职业选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家出版机构的出版人群体在构建、发展、出版实践上有着共性,又在人才构成、企业文化、经营方向上存在差异。三个重要出版人群体在企业运营中的实践与经验为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略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版本问题

南宋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该书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书籍、篇章多达550种左右,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但是今天较为通行的两种《要录》版本即中华书局本和四库全书本尚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中华书局本,不仅有大量缺文、缺字(词),而且有不少地方人名、叙事文字讹误,加之断句不当,极易误导读者。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完善的新版本,以提高《要录》一书的利用价值,亟待比对不同版本对其进行校勘整理。

中华本《史记·世家》讹字考校

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以清代武英殿本对校,参考南宋黄善夫本等其他版本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世家"部分文字讹误凡19条。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教科书编辑述略

1912-1922十年间,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到北洋军阀统治背景下,新教育改革持续进行。中华书局适应时代潮流,依据学制课程及教学计划的要求,积极投身于教科书编辑出版之中,其中所获取的业绩及成就有效促进民国初期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教科书的现代化进程,并对当今教学改革及实验提供有益资源参照或意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