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慎独”的三种形态——以安大简《仲尼曰》的出土为契机

先秦儒家的“慎独”包含三种形态:其一,安大简《仲尼曰》和《中庸》的“慎独”是指闲居在家时的慎言慎行;其二,简帛《五行》和《礼记·礼器》的“慎独”是遵从心本体而舍弃外在形式;其三,《大学》和《荀子》的“慎独”是“诚其心”。后两者的含义又可归纳为“慎其心”,只是两者对“心”的看法不一,前者认为心是德行之本,是至善无恶的,因此需要遵从本心,而后者认为“心”容易不正而倒向恶,故而需要“诚其心”。“慎独”含义的变迁反映了“心”在儒家思想中的逐步凸显。在孔子、子思之后,“慎独”由一种外在的修养工夫朝着两种面向发展:一种是《大学》和《荀子》的偏向于内心的修养工夫,另一种是思孟学派的顺从心本体。

《论语》成书新证及其方法论反思

《论语》20篇,其中10篇被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出土文献引用过。郭店简引用《论语》中的《述而》《泰伯》《子罕》篇,清华简《治政之道》、上博简《君子为礼》部分内容与《颜渊》篇相同,安大简采撷《论语》7篇8条,这些为《论语》成书于战国前期,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郭店简引《论语》,与今传本语序、文字、虚词多有不同,“子思领纂《论语》”说仍存在商榷的余地。《礼记·坊记》称“《论语》曰”,可能不是战国时期的面貌,而是后世注文混入正文。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海昏侯墓竹简《论语》皆无书名,可知直到西汉中期,“论语”之称并未被时人普遍接受。利用出土文献考察古书成书问题,既要观其同,又要察其异。“层累”说与二重证据法相结合,是古书成书问题取得突破的基本路径与方向。

《左传》“君子曰”探微

"君子曰"是《左传》中的一种史实评论模式,它有4种不同形式:"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和"君子以为"。此外,《左传》还出现了"仲尼曰"这种特殊的评论模式,其在风格和立意上均与"君子曰"相一致,实则为特殊形式的"君子曰"。左丘明借"君子曰"从解经、预言、品人及论政4方面阐述了圣人"惩恶而劝善"的修经之旨,亦传达出自己维护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立场。

安大简《仲尼曰》与《论语》的形成

安大简《仲尼曰》的部分章节与今本《论语》存在同源关系,更多章节则或与传世文献相异,或不见于传世文献,《孟子》所引孔子言论亦是如此。可见,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思想主旨及其“慎独”思想

安大简《仲尼曰》为孔子正语,文末标明“孔子之正语也”是为了与假托孔子的言论相区别,《仲尼曰》是《论语》结集前的孔子语录,可能是《论语》的来源材料之一。《仲尼曰》认为统治者也必须修身而成为君子,故其主旨是如何成为君子,偏重的是修身,主要涉及慎言慎行等一系列成为君子的工夫。《仲尼曰》和《中庸》中的“慎独”当释为独处时要慎言慎行,与《大学》中释为“诚其意”的“慎独”含义不同。

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

湖北省荆州市王家嘴古墓群所发掘的《孔子曰》篇,乃几篇相属的战国时代孔子语录竹简文本,与《论语》性质相类且章节与之多相同或相近。估计原来约有330枝简,近日乃公布了其中约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本文针对今已公布的章节,分析其与《论语》相应章节的异同且探讨其所带来的意义,接着乃归纳出一些初步的结论,以便开始分析《孔子曰》此套竹书的性质,及进一步了解其对《论语》一书的形成问题能够提供何种信息。

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提供了一种新的先秦孔子语录辑本,可为认识孔子思想的内涵、孔子言论的流传以及《论语》《礼记》《孔丛子》诸书的形成提供重要线索。《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并经过摘编者的改编。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仲尼曰》的摘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偏好,如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慎独”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

从安大简《仲尼曰》谈孔子语录类文本的相关问题

新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仲尼曰》是战国楚文字抄本的孔子语录,将其与《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对读,呈现简本文字详于传世材料、简本文字略于传世材料、简本与传世材料内容相近而文字表述不同、简本内容为传世材料未见之佚文、简本与传世材料文字内容基本一致五类情况。这些异同对于从不同侧面认识孔子及儒家学派,讨论其经典文献的形成与流传,吸收其中的思想精华有诸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