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世界银行新旧营商环境评估规则及方法比较——兼论优化营商环境的道与术

世界银行推出了新的营商环境评估BR体系,从监管框架完备性、公共服务可及性、企业办事便利性三个维度进行评估,贯穿着环境可持续、推广数字技术运用及性别平等的理念。与原DB体系相比,BR删除了“环节”评估,在项目名称、指标内容、评估范围、评估维度、数据采集、注重规则的实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变化。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无法控制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优化营商环境的要义在于,正确处理公共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依归。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折腾”的智慧,本着道在日常、道法自然、道术合一的理念,确立优化营商环境的规则价值体系,为企业营造厚重宁静、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律政策环境。

传统宗族文化与商业纠纷治理

企业与上下游客户之间的商业纠纷会破坏供应链的稳定性,增加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交易成本。现有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的视角探讨商业纠纷治理路径,忽视了宗族文化塑造的非正式制度在商业纠纷治理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2005年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传统宗族文化化解商业纠纷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浓厚的宗族文化氛围能够显著减少企业面临的商业纠纷,从而提升供应链稳定性。机制检验表明,浓厚的宗族文化氛围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可以降低企业履约环境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间的信息分享,从而帮助企业在纠纷中获得更好的司法保护。

夹缝中的夜市——对南宁市中山路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作为南宁市地方特色的代表——中山路夜市正面临着存与废的困境。通过论述中山路夜市的社会功能以及民间和政府对其存与废的看法,探寻中山路夜市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为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个案参考。

西安市传统商业文化遗产及其空间环境变迁和保护研究

西安市经过百年沉淀,不乏很多有价值的传统商业存在,其所包含的文化遗产资源是笔宝贵的财富,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其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本文以西安市传统商业文化遗产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对传统商铺及其历史空间环境的发展变迁和现状的分析研究,从传统商业的人、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载体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角度,提出西安市传统商业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创新方法与思路。

传统商业街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沈阳中街为例

商业街是一种多功能、多业种、多业态的商业集群体。它由许多零售网点共同组成。历史形成的传统商业街,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它们是城市的名片,体现着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沈阳中街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中街历史文脉没有很好的凸显、购物环境过于喧嚣、基础设施有待改善,中街发展中地方文化特色缺失、购物环境尚需人性化等问题,不利于传统商业街的可持续发展。应制定发展规划,明确战略定位,重视文化因素对于商业街发展的重要作用;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购物环境;强化人性化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厦门中山路商业环境现状及展望——厦门中山路的传统和文化调查

针对厦门中山路的商业环境进行调查 ,分析存在现象的原因 ,展望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提出中山路完善的主要方法在于尽量保持原有的街道空间的完整性 ,继续发挥其在文化方面的作用的观点。提供一条在旧城改造中 。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视角下摩洛哥营商环境分析

我国与摩洛哥建交至今逾60年,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摩洛哥积极响应,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提高文化共情能力、“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进的重要前提;做好沿线国家现时区域营商环境分析,是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是投资者理性决策的参考依据。本文以现有资料及数据为基础,结合自身与摩洛哥访学及与摩洛哥人生意往来之经历,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依据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从五个维度对摩洛哥营商环境进行梳理,概括其具有较强的重视集体主义、较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偏阳刚气质、高权利距离、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兼具五个特征。

代理成本、制度环境变迁与企业慈善捐赠——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文章从制度环境变迁视角对企业捐赠的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企业捐赠规模就越大,表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而外部制度环境,如正式制度(以市场化程度来度量)、非正式制度(以信任环境来度量)的优化可以缓解企业捐赠行为中的代理问题,表明外部制度环境能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可以弱化企业代理成本对其捐赠规模的影响,由此缓解企业捐赠行为的代理问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的国有控股性质和传统商帮文化显著增强了企业捐赠的代理问题,但政企关联对企业捐赠的代理问题未能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均得到中国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经验证据的支持。文章在为企业捐赠的代理问题提供经验证据的同时,也从制度环境变迁视角为规范和引导企业捐赠行为提供了来自宏观制度层面的参考依据,从而有利于更加全面认知整体制度环境中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和捐赠行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多维度差异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投资往来的重要途径。经过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营商环境、文化习俗和政治治理上的差异,并通过计量检验,发现这4个方面的差异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根据因子分析得到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综合差异得分,可以将沿线国家分为4个圈层。比较不同圈层的特点,我们建议,在尊重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按圈层综合差异的远近和缩小不同差异的难度,依次推动海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