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创制与黄隆生无关的史实

“孙中山以南洋企领文装为基样改制翻领四贴袋中山装并交由黄隆生裁制”,这几乎成为中山装创制的“正史”。本文基于文献、图像和实物史料的系统研究表明,中山装不仅与黄隆生没有关系,企领文装甚至是齐领文装的误读,亦不存在改制。事实上,中山装并非单一的服装款式,而是从帝制到共和特殊历史时期,翻领中山装和立领中山装共同构成的服制系统。齐领文装为立领中山装的前身,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标志性服饰之一,且从未对其进行改制。它作为南洋华侨执政官制服,经历了从英式文员套装到南洋齐领文装礼制演化的历史背景,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以中山装为基础定制文、武官制服埋下了伏笔。

中山装到人民装的款式演变--以裁剪技术文献为样本(1912—1959年)

中山装与人民装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时代风范的服装,但是关于两者的款式界定、历史渊源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仍缺乏具体考证研究。本文梳理1912—1959年的裁剪技术文献,以中山装及人民装款式图示和文字描述为主要依据,结合同期历史文献,探析中山装与人民装的款式渊源。研究发现:民国中山装款式有三期样式,从制服化转向民用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山装演变成为人民装,款式向大众化演变,并呈现“一板多款”,体现人民装的“人民性”的内涵。

“新中装”的理论与设计研究——从近代中山装说开去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推出的多款中华特色的服饰,首次引出了服装领域关于“新中式服装”的专属表述“新中装”,较之2001年上海APEC提出的“唐装”称谓,“新中装”无论在“能指”还是“所指”这两个层面,都具有更加准确和清晰的涵义,更能贴切地表达中式服装的特质。文中从“新中装”的理论概念分析出发,结合近代中山装和2014北京APEC服装的设计风格和文化寓意,尝试构建“新中装”设计理论体系,以及其文化内涵、元素特征以及设计方法等。

中山装的释义与史实

中山装代表“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的释义在学界和社会广为流传,甚至一度成为“正史”,但相关记录却一直语焉不详,无法提供可靠的史料支持。文章基于民国时期文献、图像和实物史料深入详实地综合考证、梳理“三民四维五权”形成的时间节点,并将其与孙中山生前“所御猎服”的历史源流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二者在内容和时间上的差异。确凿的史实证明,释义实为后人附会,它的产生晚于中山装出现的时间,不可能用于指导中山装的创制。而中山装的形制结构在释义出现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与释义的解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式中山服嬗变分析(1978—2021年)

[研究方法]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式中山服嬗变的问题,运用文献研究与图片分析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了中国男式中山服逐渐演变成中国本土化西服的结论。[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中山服经历了从以往的辉煌时期到逐渐落寞再到如今逐渐复兴;(2)新式中山服的形制在其领型、腰身等款式细节处逐渐西化;(3)审美的单一性、象征性的减弱,以及场域的逐渐消失都是直接影响中山服形制微妙变化的因素,对未来中国男式中山服的创新设计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职业制服中的中山装形制与符号

在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都被大众接受且盛行的近代中国,中山装作为法定服装被运用到职业制服中。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了近代中国中山装式制服的相关条例,对公务员制服与其他行业制服中关于中山装的规则与推广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从民族性、思想性、文化性与国货条款等方面对中山装在职业制服中的符号建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山装是近代中国职业制服的主要品种,并在作为职业制服的过程中完成了民族符号、思想符号、文化符号、国货符号的符号构建。中山装的推广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着装需求,也是一个思想性与功能性兼备的鲜明的时代符号。

中山装的传统元素在新中式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本文以中山装传统元素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中山装传统元素的造型、结构、布局、蕴含意义等方面内容,来探寻其在现代服装设计的发展与传承。从现代服装设计案例中探寻中山装传统设计元素的应用研究,试图通过新中式服装改良案例,揭示民国中式服装与现代新中式服装设计的碰撞融合。并从案例中获得将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融合的方法,为现代新中式服装设计的创新提供新的启示,并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注入新的活力。

汉代中山国墓葬考古的若干问题

在汉代考古学史上,中山国王陵和贵族墓葬的发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山国的考古发现,为从区域的角度来探索汉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汉代的墓葬制度、艺术创新和区域互动等问题上,中山国的考古材料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这些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时代变迁,揭示了文献失载的汉代社会、技术和艺术品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