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

1962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细节亟待澄清。而现存的1962年7月至8月的《茅盾日记》和《顾颉刚日记》中保留了周扬、沈从文与这次会议的关系,这些材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研究周扬和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明天历》岁差与上元积年

岁差常数是中国古代传统历法中推算太阳运动的重要常数之一,通常是附会上元积年而获得,但北宋周琮《明天历》却另辟他法。文章通过对《明天历议》术文的解读分析,发现并复原了周琮利用月亮运行速度确定岁差常数的新方法,证实了其岁差常数是独立于上元积年而确定的;同时,重新考察了《明天历》上元积年的选取过程,结果表明《明天历》岁差常数反而参与了上元积年的确定,这与以往岁差常数附会上元积年的传统完全不同,从而完善了对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常数系统特征的认识。

《周礼》中“圭璧”“璧琮”的矛盾记载及其考古学考察

《周礼》中有关圭、璧、琮的记载赋予了先秦玉器以丰富的宗教、政治、道德的意义,也是理解先秦乃至史前玉器的分类、形制、功能和意义的基础,但在《周礼》不同篇章中关于圭、璧、琮仪式功能的记载也有矛盾之处,即《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规定的璧、琮祭祀天地的功能被《周礼·考工记·玉人》《周礼·春官·典瑞》等篇章中的“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或“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组合所取代。这种文献记载的矛盾不仅反映了文献规定的理想化色彩,而且反映了相关文献在成文过程中可能记录了从史前到商周阶段的不同空间和不同群体的仪式用玉实践。

“吾从周”文化意蕴再探析

《论语·八佾》中的"吾从周"一语标志着孔子的精神方向。孔子"从周"究竟"从"了什么,这不仅关乎儒家思想的渊源,而且关涉中国文化的进路。对"从周"含义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文本角度的章句考训,还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进行探赜。从章句考训看,孔子"从周"之义不是遵从广义的周代礼乐制度,而是遵从"周之文章",即周礼中维护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从《论语》所映现的孔子思想体系看,作为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孔子追从的不是崩溃中的奴隶制度,而是周礼之礼乐精神和周公的"德治""德教"思想。孔子在周礼和周公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坚实根基。

宋元禅宗十二时歌的书写方式与宗教意图

宝志与赵州的十二时歌对于宋元禅宗十二时歌的写作具有典范作用。宋元禅宗十二时歌在形式上延续了赵州十二时歌因时而异的写作模式,即在不同的时段中有不同的写作重点,子、丑、寅、卯开始具备真实的表时功能;在内容上吸收了宝志的讲禅说理与赵州的情景记录,即以一天十二时为线索,由当下情景展开说理、教化。宋元禅宗十二时歌文辞老练,典故频出,文学色彩浓厚,禅理精深微妙,与通俗浅显的唐代十二时歌大异其趣。十二时歌定格联章的形式,利于表现时间的流变,长于书写各个时段的修行体验,故禅林宗师多以之指导学子的修行实践,告诉他们十二时中如何修行、如何保任,才能在刹那变化的时间中证悟恒常不变的自性。

“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

本文先探讨约于战国时代《周礼》成书时,为何选择了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器成为祭祀天地及四方神明的玉礼器,即所谓"六器"。经研究可知,是约战国时代博学的儒者,广纳了周文化里的璧、圭、璋;楚文化里的琥、璜;以及春秋晚期以后三晋地区复古风潮下的玉琮;组装了"六器"的架构。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系、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汉代至明代,一以贯之的玉琮文化确知,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性玉琮。反观考古学界近30年来,一直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将良渚文化早期弧形器壁的玉方镯误命名为"琮"。事实上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方正厚实的才是玉琮。此类次生性玉琮的发生成因值得探索。晋南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光素的齐家文化玉琮。1件器壁刻有垂直阴线者,是受到华东风格影响的"晋陕式齐家文化玉琮"。

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

在传统文献中,玉琮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用玉,但文献和出土玉琮的年代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研究者对玉琮形制及功能的认知有较大分歧。本文从出土实物出发,梳理了西周-汉代有明确出土位置的玉琮材料,再与东周时期礼书记载的玉琮功能一一对比分析,探索其功能的演变。通过本文研究可知:西汉时期出土的玉琮,符合文献中"礼玉"、"瑞玉"的功能。两周时期出土的玉琮,更多地体现出敛葬的用途,其宗教、礼仪的性质并不明显,不宜称之为"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