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分离——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的编选为中心

周作人、郁达夫合作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散文集》时,在编选思路、撰写导言、编选篇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分歧。周作人在编选与《导言》撰写中坚持对政治、革命的彻底排斥,实质上是对个人主义的坚守。郁达夫则倡导小品文对政治宣传的责任,恰是在对时代的谨慎观察后的自觉意识。这些差异在当时反映了危机下的中国文学的转向与作家在转向面前的态度,而整个文坛也是处于这样的整合与分离的动态之中。

烙印着时代底色的文学观念嬗变

文学是具有主体性格的,对文学史的编选同样受制于也显示着编选者当时的文学史观和思想态度,以《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两位编者周作人和郁达夫为例,从他们各自选集导言部分对自己散文观念的阐述和所选文章中透露出的臧否态度中,可以窥见两位一向被文学史描述为具有"内向化"文学倾向的坚守"五四"传统的健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中文学观念的复杂变化,和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史书写的价值评判。身处三十年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学生态的影响之下,他们对自身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进行了自觉地反思,或隐或现地在文学中加入了"反抗性"和"社会性"的维度,然而二者对于文学的"社会性"的理解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中国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藏配补本《唐大诏令集》考述

现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的配补本《唐大诏令集》由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残抄本和周大辅据吴焯校本补抄部分组成。周氏完成补抄的同时过录吴氏的校勘成果,并用吴校本对勘十万卷楼残抄本,另有自己的校勘意见通过粘签表达。错简问题揭示十万卷楼本、吴校本与谦牧堂本等一众明清抄本的同源属性,台图配补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中国文坛对日本唯美主义的译介与接受——以民国时期田汉、郁达夫及周作人为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田汉、郁达夫和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留日文人将日本唯美主义译介到中国文坛,从作家的自觉意识出发,积极学习和模仿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进行文艺创作。本文通过考察这三位中国文人对三位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及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情况,从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题风格、艺术审美等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日本唯美主义译介和接受情况的特点。其中,接受度最高的是谷崎润一郎文学中的恶魔主义、女性崇拜和虐恋主义;佐藤春夫文学中的世纪末情调和青年忧郁症;永井荷风文学中的文明批判和市井情怀。同时,这三位中国文人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文艺观出发,对日本唯美主义展开了自觉的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