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诗经·豳风·破斧》与周公巡狩

《诗经·豳风·破斧》主旨不是征战,不是讨伐所谓反叛的管、蔡、商、奄“四国”,诗中没有讨伐之语;诗中所谓“四国”指“四方”;而诗中所云之“周公东征”,指的是周公之“巡行”东方;“周公东征”之“征”,本义为“巡行”(巡狩),周公巡行的目的为开辟荒地(伴随狩猎活动)、敬授民时、选拔人才、封邦建国等,这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及典礼活动。诗中谈到的周公“东征”所用之“斧、斨、锜、”等,皆为农具,也说明周公东征无关乎征战,而与巡狩垦荒的农事活动相应。

曾公[田求]钟铭所见曾国建国史实考

曾公[田求]钟铭对研究周代天命观、分封制及建国史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公[田求]钟铭追述的西周初年曾国高祖伯适受命及皇祖南公建于南土、受命作邦的天命观,与屡见于周代文献记载的周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的天命观相同,为周代天命观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曾公[田求]钟铭所记曾国封邦建国、藩屏周室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受封为诸侯之时分殷亳社之土在国中立亳社之制(“析应亳社”)皆可与文献记载对读;并且钟铭所载皇祖南公受命为州牧、“涉政淮夷”等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的州牧制度及周王朝对淮夷的统治提供了崭新的史料。对观曾公[田求]钟铭记载的曾侯佐助昭王南征之事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佐助昭王者为叶家山M111的墓主人曾侯犺。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徐芳与周亮工交游考

徐芳与周亮工为同年好友,时有书信往来。徐芳曾为周亮工父母选择葬地,并陪同周亮工处理下葬事宜,见证周母柩底木文成画异事,并当场作文记之。徐芳还为周亮工的多部著述作序,甚至为周父遗著作序。徐芳《藏山稿外编》一书中记载了周亮工讲述的种种异闻,周亮工在著述中亦收录了徐芳之文六十一篇。一致的济世志向、相近的诗文观念、共同的奇闻好尚,是二人成为挚友的重要原因。

蜀石經所見《周禮·考工記》文本管窺

唐石經被稱爲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蜀石經是否與唐石經同祖太和舊本,以及蜀石經對後唐長興本、宋景德本以下有何影響,都是經典文本流傳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以蜀石經《周禮·考工記》殘拓爲對象,從文獻和文字兩方面考察,推知蜀石經與開成石經同祖兼有經注的太和舊本,唯開成石經僅取其經文而略加校勘,蜀石經則兼取經注,故蜀石經注文大致是太和舊本的面貌;長興本注文是在太和舊本基礎上廣收衆本再經校勘的文本,所以與蜀石經注文有不小的差異,張■《石經注文考異》是其見證。蜀石經注文中略可窺見唐代太和本以前的一些影子,但其校勘粗疏,留下不少譌誤。

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结构较为简单,既是一种常见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而且能够反映出西周初期的诗乐面貌。其乐章结构较为特殊,但从简的形制及背题简号、篇题、第二遂的"通启"记载以及"序"与"用乐"角度分析,可知该颂通体是一篇完整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再由该颂产生之背景与使用的场合、《敬之》毛诗"序"、与《大武》比较以及该颂的内容解读等"外证"与"内证"考证,可知该颂之作者为周公与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克己复礼”的千年聚讼与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命题,可谓聚讼纷纭。从汉至清,争论的重点是"克己"的真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争论的核心是"复礼"的真义。本文认为,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正确理解的关键是对"复礼"二字的阐释。"复"既有"恢复"、"返回"之意,也有"实践"、"履行"的内涵。周礼是融礼之内在精神——敬、诚、忠、信、义与礼之外在规范——礼节仪式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内核"。孔子是周礼之内在精神的捍卫者,反对那种丢弃了"礼"的精神而徒有形式的礼节仪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自觉约束个人言行举止,回复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与和谐。通过与时俱进的发展,"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仍能为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建设和人类全球伦理的建立提供有益借鉴。

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

周公对远古和夏商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确立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儒学的创立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国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因此,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论周公之孝道伦理思想

周公重孝,姬周克殷后,周公曾以强制的法律手段来推行孝道,这对维护当时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内容上,除孝养父母外,对先人事业的继承和发扬是他的孝道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周公所推行的孝道伦理思想,对以后几千年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诗十篇,其中九篇为佚诗,只有题作成王作的第一篇见于传世本《诗经·周颂》之《敬之》,但文字也有出入。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

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

关于周公在周初政治上的角色问题，战国后期曾有冢宰摄政之说，２０世纪学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又提出形形色色的标新立异之说，或以为周公并非摄政，竟是称王了；或以为莫说称王，连摄政也是后世伪造；甚或以为周公实为 篡 窃。仔细分析这些论说，其中误读古书者有之，推理失简者有之，于文献 考 古间心存偏见者有之。在周公摄政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考证之中，为此有必要规范考证，勿使历史研究堕落为随心所欲的自由谈。

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

谁是鲁国的始封之君 ,周公旦抑或其子伯禽 ?自古至今聚讼未决。今天的学者多主“伯禽封鲁”说 ,其主要依据为《鲁颂·宫》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两条材料 ,但这两条材料明显有可疑之处。“伯禽封鲁”说之所以影响大 ,盖由崔述的鼓荡所致 ,然而崔氏的考证远非一贯正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鲁”是“文之昭”,这是一条铁证 ,证明了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历史上 ,周公旦曾两次封于鲁。但由于他是武王、成王两代人的助手 ,所以两次受封均不曾就国 ,而是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 ,故有“伯禽封鲁”

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 ,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 ,概要言之 ,即是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鄂州牌子锣调查报告

鄂州牌子锣是流行于湖北省鄂州地区的民间吹打乐。作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其现状进行了调查。其内容包括"鄂州牌子锣本体调查"和"鄂州牌子锣的变迁"两大部分。前者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调查;后者是将调查的部分情况与1986-1987年的调查进行比较,以观察20余年来的变迁情况。

周公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祖

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大思想家周公。所谓"炎黄子孙"、"孔孟之徒"等说法均为不确。周公通过对礼文化的重建和政治哲学的创立,以及将殷人的上帝崇拜转换为天崇拜,完成了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的伟大变革。自此之后,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宗教观和价值观。

明代中后期《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考述

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是"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叶采《集解》的传播,主要靠周公恕分类改编本及其衍生的版本系统。明代后期周公恕类次本的代表,为万历年间吴勉学校阅的刻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周公恕类次本产生了割裂、僵化、歪曲程朱思想的后果,其实它并非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传播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