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卫器铭中的公社与礼制——西周时期法律关系设立的再思考

西周时期礼制的法律功能,乃是从礼仪程序中体现出来的。从九年卫鼎铭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法律关系的设立和礼仪程序密切相关。裘卫器铭(九年卫鼎)中"公社"成员的出现,是社会发生变化后,礼制试图扩张自己的领地,继续充当法律角色的表现。礼制通过严格的程序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所谓的"刑书"也必须以礼制性程序订立、公布,由此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礼制程序的法律作用在春秋以后开始减弱,不依赖礼制的成文条款开始在法律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弃礼而征于书"的刑书即为其标志。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周汝昌的恭王府大观园说之谬

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中围绕曹雪芹家世巨细靡遗的考证,在处理小说人物事件与清代史实的考证上建构了自己的体系,虽然不少发现值得推崇,但将所有小说人物事件都归纳为影射当朝政治和宫廷人物事件,未免太过牵强。其中以恭王府为大观园原型的观点即存断章取义、以传言为事实之嫌。通过对周氏观点所持依据、恭王府历史沿革以及各种传说附会的梳理辨析,力图澄清谬解,还原本真,对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一些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