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CrMo钢高温流变应力的本构方程

采用Gleeble3500热模拟试验机对95CrMo钢进行了等温单向热压缩试验,得到了其在应变速率为0.1、1和10 s-1,变形温度为750~1050℃时的流变应力曲线。结果表明,应变量、变形温度和应变速率对95CrMo钢流变应力的影响是通过动态回复和动态再结晶软化机制造成的,这种软化机制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试验结果,建立了一种同时考虑应变量补偿、变形温度补偿和应变速率补偿的95CrMo钢流变应力本构方程。从相关系数、平均相对误差和标准偏差3个方面将该方程与周纪华-管克制模型进行了对比,发现该本构方程相比周纪华-管克智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更适用于数值仿真领域。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北周通道观的设置及其影响

通道观是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后设置的官方机构。该机构位于长安城中,职能为融通三教。其属员称通道观学士,来自儒士和还俗的僧人、道士。其设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通道观存在了近十年时间,其间既讲论三教,又编纂道教经目和类书,对三教融合和此后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王阳明《春秋》学管窥

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三监之乱迅即爆发之谜

周武王死后不久,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徐奄响应,东夷蠢动,周邦天下共主的地位一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周得天下不过短短两三年,何以面临如此严重的统治危机?过去对于三监之乱的爆发,学者大多归结为管叔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视此为一场王位争夺战。实际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受西周贵族国家结构的局限,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的制度性缺失是先天的。而成王年幼继位造成王权名与实的分离,以及最初分封制的不成熟所带来的种种弊端,造成管叔、武庚之辈政治野心的膨胀,一场内忧外患交织的反周叛乱急剧发酵,最终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周南·关雎》系年辑证

《关雎》为周南地区贵族青年举行成妇礼仪时之祭歌,当为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前后所作;其创作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周晚期的周幽王之世(前780—前771年),下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的周平王之世(前770—前720年)。

“周公仁政”:“关天区”的首张“文化名片”

周公创设的"仁政",开创并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以仁爱、和谐、礼乐、"无逸"和顺应自然等为价值观选择的政治———文化模式,包括"时求民主"的民本主义、"敬德保民"的民生主义、"仁义孝顺"的人伦准则和"维新无逸"的奋斗精神等,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本土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体。许多学者已准确指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骨干,孔子建立的儒家及其"仁学",实际是以"周公仁政"为主要文化源头的;"仁学"的最早故乡就在关中。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时,要公开提出其目标之一是首先建成彰显本地文脉特色的"东方仁都"。包括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等在内的各文化产业、企业和事业单位,均应首先倾力于"仁政"宣扬和有关项目建设。周公庙、丰鎬遗址等"周文化"遗址保护和建设,应被充分重视。

日本在“关东州”的殖民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日本为达到完全殖民统治“关东州”的目的,从占领大连地区以后,就建立殖民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并在统治大连的40年期间,相继在军事管制期、军政统治期和民政统治期这三个不同时期,不断对其加强及完善,确保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政策。

管仲法制思想研究

研究管仲的法制思想应以《左传》、《国语》所记为基本依据,再参照《管子》经言部分来进行。“以法治国”的法制观念,礼法并重的法制原则,“令顺民心”、“且怀且威”的法制指导思想是构成管仲法制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

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期间,援朝作战的明朝将领在朝鲜半岛建造了关王庙,自此,关王崇拜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起初,朝鲜国王漠视关王庙,随着朝鲜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鲜国王逐渐热衷参拜关王庙;肃宗年间还在全国各地修缮了关王庙,将祭祀仪式统一化、祀典化,并把明朝将领作为关王庙从祀的对象。从此,参拜关王庙就逐步成为朝鲜尊周思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王庙成为朝鲜王朝宣示正统的一个重要场所。19世纪后,在官方的倡导下,朝鲜关王崇拜由庙堂走向民间,关王崇拜实现了本土化,关王形象逐渐"韩国化"。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周代的生态观

周代非常重视保护自然资源,颁布了严厉的禁采禁捕法令,由各种专职官员负责实施。公元前780年三川流域发生大震灾,西周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太史伯阳父依据当时的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参考夏、商灭亡的历史经验,预言了西周10年内必将灭亡。《礼记.月令》记述了周代一系列的禁采禁捕法令,以及气象异常与水、旱、风、疫等灾害的关联。这些关联,当是先民长期经验的总结,应予足够的重视,并值得学者深入研究,或可从中发现某些规律,作为现代短期灾害预测的参考。

论伊藤仁斋对周敦颐《通书》的诠释——以《通书管见》为中心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指出周敦颐以诚为未发之实理,与朱熹所谓贯通未发已发的天理有所不同。在人性论上,关于五常,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指出信是为四德所规范的行为,不可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关于善恶,指出朱熹以性属纯善的未发之理,以情属有善有恶的已发之气的观点不符合周敦颐的本义;关于五性,指出周敦颐将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德也是指已发而言,非朱熹所谓未发之天理;关于复性,指出周敦颐所谓"复"是复归于"诚"这一性命本源,非复归于仁义礼智之道德规范,并认为周敦颐人性论中已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提倡无欲主静的消极工夫,与先秦儒学的积极有为精神不符。

女性的发现——郑观应、周作人女性观之比较

晚清文化先驱对女性的关注动力始于其浓厚的国家功利主义思想,而五四学者对女性的关注更多体现出其浓厚的西方科学人文色彩。郑观应和周作人是晚晴和五四时期对女性关注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对比他们对女性身体权、女性生命权及女性教育等方面的态度,可见看出女性解放在晚晴至五四时期由功利被动到人文自觉的变化痕迹。

青年恋歌的千古绝唱——《周南·关雎》主旨与艺术综论

《关雎》是《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全集的第一篇,属"四始"之一。关于其主题,历来众说纷纭,约有8说,即:"美后妃之德说""美太姒之德说""美文王之德说""刺时说""妇德说""美世子娶妃初昏说""婚歌说""恋歌说"。综合察之,当以"恋歌说"较为切合《关雎》本意。这的确是一首描写黄河边一位青年男子热恋采荇菜的"窈窕淑女"并幻想与其成婚过上和谐美满生活的婚恋之歌。其艺术审美价值甚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比兴美、意境美、结构美、韵律美与风格美等5个方面。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影响后世极其深远。

从历代词评论秦、周词中凸现的“本色”特征

何为词的“本色”,是有宋以来词作者及词论家无法逾越的一个文体评判标准问题。自五代始,词被定为艳科的传统确立以来,虽经晏殊、柳永、欧阳修以至苏轼等人对词体词境进行开拓扩大,力图使词摆脱“艳科”,然而综观宋代词作,词的婉媚特色依然盛行,豪放风格的词亦呈方兴未艾之势。因此以何种标准为“本色”遂成为有宋乃至以后词评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秦现、周邦彦的词被认为是宋代最具“本色“特征的作品,因此,本文以二人词作为文本范例,以历代词评为线索,深入探讨“本色”的含义。

西周金文所见祼礼考——兼论商周祼礼的演变

金文材料显示,西周祼礼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祼祭之礼,一为祼饗之礼。祼祭是对祖先的祭祀,以祖祢为主要祭祀对象;祭祀场所可在宗庙中,亦可临时设置;以醴、贝为主要祭品,有与之相适用的专属祭器;与禘祭联系密切。祼饗则是生人之间的宴饗,周王常以祼礼犒赏有功之臣,或招待来朝诸侯;贵族亦常以祼礼招待宾客或赐祼属下。与晚商祼礼相比,周人减省了祼祭礼的内容,突出了本族特色;发展了祼饗之礼,体现了周人文化对现世的关怀。这反映出周人对殷礼的吸收和转化,是结合自身文化特点进行的,继承之中有损益,变革之中有因袭。

秦观、周邦彦同中有异的沉郁词风比较

秦观、周邦彦是北宋词坛上两位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婉约派词人。由于主客观双重原因构成了他们相近而又个性鲜明的词风。秦观"托兴尤深",常以感情的传导和意象的渗透去感染读者;而周邦彦"规模较大",长于叙事,靠细节的刻画和形象的鲜明来吸引读者。周、秦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