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武威汉代医简虚词研究

汉语虚词在语法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学术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多注重其医学价值,语言文字角度的研究多是古文字领域内的文字考释,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该文试图对武威汉代医简的虚词首次做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这是汉语史领域有意义的工作,不足之处还请各方指正。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虚词是重要的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虚词的研究在古籍作品研究领域一直具有较高价值。经过整理,发现武威汉代医简共出现虚词74个,总使用量为497例,由于武威汉代医简92枚医学简册多记载医方,对话少,所以其中出现的语气词、叹词不多,副词是武威汉代医简虚词中使用最多的一类虚词,其次是介词和连词。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试论秦简所见“守府”

秦简中常见有“守府”的记载。秦代“守府”者的来源主要是隶臣,当隶臣不足时方以隶妾和戍卒充任。“守府”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县廷和各官署,工作内容有看守、传递文书和接收文书或物资,工作时长大概为2~3年。秦代“守府”的含义在法律文书中表示看守官府,在行政文书中则表示暂署官府。“守府”含义的差异是秦地方行政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

简牍所见秦汉时期胶的买卖问题初探

秦汉时期基层官府大量的修缮任务导致对胶的需求量很大,买胶成为基层官吏的一项重要日常事务。秦汉基层官府皆有专门的机构或职官负责胶的采买事宜,秦县中负责采买的是县库,汉代西北候望系统中则是由令史、尉史、士吏共同参与,并因其修缮职能的分散性而需在采买后进行胶的再分配。西北汉简中记载的胶价呈现巨大差异,应与胶的质量相关,也是当时社会治乱兴衰的真实反映。虽然胶的买卖在秦汉时期已为常态,但也有禁止麋鹿胶等珍稀动物所制胶流通的情况。

从能否“以国为名”看秦汉治理理念之异

秦代推行“更名”政策,禁止臣民以国名“秦”为自己的名字。汉代则风行“以国为名”,从西汉中期到汉末三国,各个社会阶层中都存在大量以国名“汉”为名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禁止臣民以“秦”为名,体现出了“独尊秦”的特点;汉则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臣民在认同国家后广泛地以“汉”为名,体现出了“广宣汉”的特点。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汉两个王朝在治理理念上的差异。

出土秦汉简帛书信称谓词之曲指敬称研究

曲指敬称是书信中独具特色的称谓词,相比其他称谓词语更能显现汉语词汇委婉含蓄的表达特色和对受信人的恭敬之情。全面调查和统计出土秦汉简帛书信中曲指敬称的使用情况,并对比前后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可以发现秦汉书信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正确解读这些具有谦敬色彩和委婉风格的敬称词语,探究其产生及消亡的原因,不仅对大型辞书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感知书信中蕴含的浓郁情感以及体认汉代礼仪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

“缁衣”与周代服饰观念

楚简《缁衣》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将其与中国服装史相结合进行解析有助于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民族服饰的应用理念与定位思考。文章运用古文献研究法、对比法以及古汉字字源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服饰通史的角度整体出发,对楚简《缁衣》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一方面,楚简《缁衣》反映的本质是儒家思想,它体现了以“礼”待民,以“德”化民等思想。另一方面,缁衣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服饰,其造型和色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古代凸显身份等级的标识,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成为儒家思想和楚人思想的载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印证了衣冠服饰与礼仪制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关系。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秦边郡禁苑牧场及林业经济资源管理研究

秦设牧师苑令掌管边郡禁苑。秦边郡禁苑禁止百姓在公家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所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他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边郡禁苑的林业经济资源管理,具体到经济价值较小的草料、薪柴等,这与私人同类资源被他人采取的宽松规定形成鲜明对比;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对于可用以制作棺木的林木,唯百姓不幸亡者,才可按照一定数量标准采伐。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读秦简《语书》札记两则

对睡虎地秦简《语书》的两处注释质疑:“间令”应解释为“使法律完备的诏令”,“间”为楚地方言词,其意义由楚地表示“病愈”之“间”引申而来,为“使……完备”;“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的点读应为“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且该句中“事”应解释为“廷行事”。

胡家草場漢簡《詰咎》“校人室”條補疏

胡家草場漢簡《詰咎》多可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詰》相對讀,通過對讀可知:“校人室”條首句“凡人若鳥獸、六畜恒校於人之宫”中的“校”當讀作“?”或“交”,指人或鳥獸、六畜等往來交會於人之宫室,隱指其求偶行爲。秦簡《詰》與之相對應的“行人宫”即往來行走於人之宫室之義,與漢簡《詰咎》“校(?)於人之宫”表意一致。末句“擊鼓、鐃、銂以譟之”中的“銂”當改釋作“”,讀作“鈸”,訓爲鈴鐸類樂器,與秦簡《詰》之“鐸”相應合。

出土秦简所见“狱计”及相关问题研究

秦代“狱计”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论决狱案和案情清楚的已决狱案之间的比率大小、已论决狱案中罪犯统计数字和郡向廷尉上谳狱案中涉案人员统计数字的比率大小,以及郡县上报囚犯因严刑拷打等非正常死亡的数字等。“狱计”文书是在狱吏处理的狱簿基础上汇总制作而成。上计时县廷所呈送的“狱校”,性质可视为“计偕”类簿籍,主要起核校“狱计”文书的作用。除了实行“狱计”考核外,秦代还建立起了从中央御史、廷史,到郡级监御史、执法、卒史,再到县廷之覆狱狱史、狱佐的覆狱机制,以应对狱吏在治狱时可能出现的“不直”或“纵囚”等问题。秦代为保证治狱活动在基层的有效运行,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司法监督体系。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