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晋略》的生成、构造与传播

《晋略》始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历经三度修改,最终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书虽主要取材于房玄龄《晋书》,却又以取代《晋书》为目标,并为达成此一宏愿,一则采用小字夹注与正文分列相配的编纂体例,二则注重宣扬政教义理。但即便如此,《晋略》终究未能成为文省事增的佳构,更不曾威胁《晋书》的“正史”地位。光绪二年(1876年)重刊本的问世,不仅弥补了《晋略》印本无多且原板被毁的缺憾,而且助推了周济此书的广为流传。辛亥革命后中外学者对《晋略》的评述,既有所侧重又各有理据,但仍有部分点评并不理性。

性格二重组合下对腐儒的探赜——论《儒林外史》“二进”的性格

《儒林外史》的周进和范进,都是多年中举不第的腐儒代表。吴敬梓通过表现周进和范进的性格变化过程,力图呈现科举制度害人之深,引导当时的仕儒走出八股举业的禁锢。小说中采用悲喜剧性格二重组合和善恶性格二重组合的结构类型,将周进和范进复杂的性格特征与“迂腐”这一性格核心相联系,从而启发读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思考。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再析

汉代以来,史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居东”含义的理解,一直有“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征”两种说法并争讼不断。“周公居东”由管蔡流言引发,而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本质上针对的是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是影响周公“待罪避东”或“东征”的关键。从周初王位继承的实际看,当时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真正确立,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合理的。周公不会因管蔡流言而避居于东。“周公居东”有两层含义:一是周公为了巩固翦商大业,选择东征讨伐管蔡与武庚叛乱;二是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为稳定周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应对叛乱,以避居的姿态来打消统治阶层内部对自己的摄政疑虑。

山西长治上韩东周墓地发掘简报

2019年夏,为配合长治市滨湖景观大道一期工程项目神农大桥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地方文物部门,对该项目涉建区域勘探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上韩村南400米、漳泽水库东岸,清理东周墓葬27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或单棺,单人葬,多为南北向,仅有3座为东西向,互相无打破关系。这批墓葬的年代从春秋末期延续至战国中期,从器物组合角度看与晋文化完全相同,但部分器物的形态又与晋文化同类器差别明显,反映了晋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融合。

殷周金文“蔑历”的语法结构和意义

殷商西周金文中的"蔑历"基本用于被动式,在主动式中则一般为"蔑某历"。"蔑某历"的语法结构是"VP·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而"蔑历"的语法结构是"VP·直接宾语"。"蔑"跟"赐"、"赏"的用法类似,意思是"赏赐"。"历"是一个名词,只能在句中充任宾语,它由"厤"、"甘"二字组成,意思是"佳肴"。因此,"蔑历"的意思就是"赏赐佳肴"。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芪药鸡金粥含药血清通过TLR4/NF-κB通路对Caco-2炎症细胞模型的影响

目的探讨芪药鸡金粥含药血清是否通过TLR4/NF-κB信号通路影响人结肠癌上皮细胞(Caco-2)炎症模型增殖活力及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水平。方法Caco-2细胞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高、中和低剂量含药血清组5组。采用四甲基氮唑盐比色法(MTT)检测,观察含药血清对Caco-2细胞炎症模型的增殖活力;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Claudin-1、Occludin、JAM-1和ZO-1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水平,及TLR4、NF-κBp50、NF-κBp65和磷酸化IκBα信号通路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模型组比较,高、中、低含药血清组均可以促进细胞活力,以低剂量组活力最强,中剂量组次之,高剂量最弱,其中中剂量含药血清组和低剂量含药血清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co-2细胞Claudin-1、Occludin、JAM-1和ZO-1蛋白表达水平以空白组最高,低、中、高剂量组次之,模型组最低,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aco-2细胞TLR4、NF-κBp50、NF-κBp65和磷酸化IκBα蛋白表达水平,模型组最高,低、中、高剂量组次之,空白组表达水平最低,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芪药鸡金粥含药血清可以促进Caco-2细胞炎症模型细胞增殖活力,修复Caco-2细胞炎症模型细胞间的紧密连接蛋白,其作用可能与抑制TLR4/NF-κB通路有关。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一“哭”,二“闹”,三“上调”——兼论“二进”所揭示的主题

周进撞号板,最动人心魄处在于其"哭",原因有三:受"老友"的奚落;受"举人"的凌辱;被炒鱿鱼后的功名无望。范进中举最精彩处在于一"闹"字,除了范进发疯自闹外,众乡邻闹;胡屠户闹;张乡绅闹。他们饱尝了科举蹭蹬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后,最终都仕途顺利,屡屡上"调"。他们辛酸而又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遭际,是对毒害士子心灵的八股取士制度最有力的暴露和批判。作者借"二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寄寓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创作主题。

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

清初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云“周计百使君司李廖南 ,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 ,遣使赍舟车之费 ,往迎之。圣叹适有唐诗选 ,未赴也 ,然业已心许之。越明年 ,使君梦一人披发跣足 ,耸身案上 ,蒙面而泣曰 :“我圣叹也 !”使君晨起 ,谓客曰 :“圣叹休也 !”遣使再至吴门 ,始知使君梦中之夕 ,即圣叹绝命之晨”,所涉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之事 ,近代俞樾已不知其详 ,今人更均以荒诞怪异视之。其实“计百”为河南延津周令树之字 ,时任江西赣州府推官 ,其雅慕圣叹 ,可谓神交 ,两人交往实迹基本可考。由此还可推知 ,圣叹临终遗诗之三“东西南北海天疏 ,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 ,累君青眼看何如”,当是向其托孤之作。在金圣叹生命后期 ,清高狂傲、才气英发的周令树乃是其重要友人之一。

从阅卷时间辨析《儒林外史》周进看范进试卷

《儒林外史》周进三次看范进的试卷表明考官要想挑选出好的文章,必须有足够的阅卷时间,而没有时间看试卷只取"花团锦簇"的文章是当时考官的通行做法。阅卷时间短促使得考官无法平心静气地阅读考生的文章,这是考试的一大痼疾。

音乐学科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共性研究——以王耀华、俞丽拿、周小燕、金铁霖等教授为例

以教育部一至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王耀华、俞丽拿、周小燕、金铁霖、李双江、刘德海等名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立足本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倡导多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注重人格魅力;注重协作精神、重视梯队建设、引领学术团队共同进取"四个方面的归纳总结,探讨名师在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理论导向、学科建设、乃至为人表率等方面的共性特征,总结名师的成功之路,有利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高等音乐教育教学质量。

“半生事笔墨,辛苦为法施”——周作人的“魏晋文章”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周作人的“魏晋文章”可谓独具特色。其散文小品以及新旧诗体 ,皆以风格的冲淡平和与语言的流丽自然而见长 ,与魏晋文学神似。由于最为服膺陶渊明与颜之推 ,周作人的这一追求 ,对于后来的废名、俞平伯、江绍原等人都影响至深 。

朝鲜朝宗唐先驱诗人——李胄、金净、朴淳诗歌的宗唐风韵论析

朝鲜朝建立之初至16世纪末主要诗人的汉诗创作,李胄、金净、朴淳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宗唐先驱。李胄像中国晚唐苦吟诗人一样继承了王维、孟浩然和大历诗人平淡清空的诗境传统,其诗歌多写羁愁离恨。金净在继承融合唐代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清新淡雅的诗风,其诗歌题材以写景抒怀、酬答赠别为主。朴淳将盛唐王孟的淡远清新及中唐元白的平易浅切融于一已,诗风清新淡远,其抒怀写景之作尤佳。

《津逮秘书》勘误——以《周氏冥通记》为例

《津逮秘书》所收毛晋选本多被视为善本,且多被四库所收,但同时《津逮秘书》中也存在较多校勘不精的问题。本文以《津逮秘书》所收的《周氏冥通记》为主要文本,在梳理《周氏冥通记》主要版本的基础上,指出《津逮秘书》所收本之不足。

“在荒野上叫喊”——论周作人的文化思想与魏晋六朝文化之因缘

“在荒野上叫喊”,是周作人对于自己从事思想启蒙工作的一种认识。为此,他从魏晋六朝文化里借取了许多积极有益的资源。在他看来,魏晋六朝时期虽是一个新的思想启蒙时代,但同时又因异族的入侵而对国民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以故,周作人对于其时的隐士现象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这一态度与其本人后来的思想转变及现实人生选择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 ,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 ;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 ,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台湾“戒严”时期“新文学史”著作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叙述——以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为中心

"鲁郭茅巴老曹"在大陆"新文学史"叙述格局中处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但在台湾学者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中,"鲁郭茅巴老曹"却处于一种"非核心"的位置。同时,该著对于"鲁郭茅巴老曹"及其作品的评价,呈现出一种二元并立、相互缠绕的矛盾吊轨现象:一方面,对于作家作品的评判表现出某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对部分作品的评价却又呈现出客观公正而不乏学理性的特征。以上现象并非个案性的存在,而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台湾"戒严"时期产生的绝大部分"新文学史"著作中。

逍遥自在老顽童——评析金庸小说人物周伯通

周伯通很有童心,他热爱生活,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也很有智慧;他喜欢玩,也喜欢嬉闹,可他往往不能理智地调控自己的言行举止。周伯通是个逃避爱情的人,但他心中也有爱,也有情;他身心调和,逍遥自在,其长寿原因发人深思。周伯通行事滑稽,人却心地善良,在不知不觉中,他把欢乐吉祥带给了他人。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