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 Jue Meets Irish Guests

President Zhou Jue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 (CSHRS) met with the visiting del-egation of Fianna Fail, the Republican Party of Ireland in Beijing on July 23. Headed by Ms. Mary Hanafin, Government Chief

陕西咸阳北周宇文觉墓发掘简报

2022年7月~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发掘了北周宇文觉墓。墓葬地表带有完整的围沟,地下结构与北周中型墓葬接近,随葬器物以各类陶俑为主。宇文觉墓的发现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也为北周其余三座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

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来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相联系。本文对以上爵用诸说逐一平议,尤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检讨,并就图腾说下的相关问题与李少龙先生商榷。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拙文《爵用新考》已为述(载《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关于商周青铜爵用途之说的检讨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来 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图腾崇拜相联系。文章对以上诸 说逐一检讨，论其是非，尤其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评议。至于爵的可能的真 实用途，另有《爵用新考》一文为述（载《中原文物》1998年3期）。

元代王振鹏《阿房宫图》之再发现

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元代画家王振鹏代表作的《阿房宫图》,自1931年在日本展出之后,就杳无踪迹。2014年4月,在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中,发现了一幅署名王振鹏的界画作品。根据日本出版的《宋元明清名画大观》中收录的《阿房宫图》,通过对其画面、折痕、污渍等方面的对比,再结合我院的收藏情况,本文认为,此次发现的画作即为失传已久的王振鹏《阿房宫图》。而《阿房宫图》的前收藏者周志成,即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驻神户总领事周珏。

“人面不知何处去”——吴觉农与安徽茶人俞海清和戴啸洲

茶人俞海清(1901-1933)和戴啸洲(1900-1953)是吴觉农先生在芜湖二农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他们与吴觉农在浙江四明山办茶场试验蒸青和机制茶,以后又在上海商检局任职,俞海清试制宁红,戴啸洲在武汉商检局工作直到去世。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追忆俞海清、戴啸洲先生的几件往事。

语境、修辞与过度阐释:“非爵勿■”“我有好爵”以及以鸟名官的政治神话

阎步克教授《试释"非骏勿驾,非爵勿"兼论"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北大竹书〈周训〉札记之三》一文將"爵"释为爵位,并从此引申出臣竭力以奉君主、君赐臣以爵禄的政治交换关系。阎文发表后,有学者又依据不同的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各自对以上《周驯》简中"爵"字的理解。事实上,《周驯》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语境对"非爵勿■"作出阐释,而不需要再征引其它脱离各自文本语境的文献重构一个新的语境为这句话提供解释框架。通过摘引脱离原有文献的语句,不加甄别地来建构新语境这一做法,牺牲了所释文本本身的上下文关系,得出的结论由新建构的语境决定,往往与被解释字句或文本的原意相悖。因此,我们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首先在原有语境框架内寻找答案;征引材料的语境必须要与被释文字的语境具有可比性。除了文本语境,爵本身还有其自身的考古和礼制语境。根据考古学的最新材料和从这些材料出发建立起来的关于周代礼制改革的最新理论成果,爵这种器物在丧失了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以后,反而在东周礼制书写中得到强调,成了传世礼书中的重要语汇。这一现象跟春秋早中期开始的礼制重组关系密切。

“予独爱莲出于淤泥而不染”——记吴觉农的好友叶作舟先生

茶人叶作舟(1897-1974)是吴觉农先生的终生好友。1940年,吴觉农委托他去衢州万川筹建浙江东南茶叶改良场,1941年秋,叶作舟又去负责武夷山茶叶研究所推广组的工作。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追忆叶作舟先生的一些往事。

从叶家山新出曾伯爵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

本文围绕叶家山M107所出土的一件曾伯爵铭中"西宫"铭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东宫"和"西宫"问题,认为金文中的多数"东宫"和"西宫"可能是不同于传统所认为的后宫之制的名称,由已发现的西周宫殿建筑基址格局分析,作为官署的东宫和西宫西周可能是存在的。从西周青铜器铭文所映的职掌分析,有别于王室后宫的处理国之政务的官署之宫,"东宫"和"西宫"可实指主政于官署的具体的人,"东宫"和"西宫"的主政者必定是王或侯之子及宗亲,由其官署演变为官名。由此认为叶家山M107墓主就是主政曾国西宫官署的人,并再次论证了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南公"非南公适莫属。

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青铜爵铸型分范技术的演进

铜爵是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文化时期最重要的铜礼器之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出土的铜爵在铸造过程中所采用的的铸型分范技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地方特色。使用者的个人需求影响了工匠的技术选择,铸造技术的发展及不同技术的选择决定了铜爵最终的器物形态。

层级化与席位爵——试论东周卿大夫士爵之演生

卿大夫士爵在西周并不存在,大约在两周间或东周初才演生出来。“层级化”与“席位爵”概念,有助于辨析这个问题。“层级化”意谓首先出现的是官职,随后逐渐进化出职官层级。西周职官已经初步层级化了,体现为“卿士─师尹─御事”,当时人们依此、而不是依“卿─大夫─士”来称述职官,因为当时尚无“卿─大夫─士”爵列。原生意义的“爵位”,是氏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这个意义上的“爵”可称“席位爵”,以区别于作为官员秩次的“品位爵”。乡饮酒礼的坐席分三等:士(即子弟)的堂下站位,大夫(即大人、父老)的堂上坐席,“卿”(即族长、乡老)的主人之席。若官员前来观礼,则要按三等命数,分别在士之位、大夫之位及贵宾之位就坐。这三等席位之法及三等席位之名,被朝廷飨燕之礼袭用,其时三个层级的官员分别在三等席位就坐,由此卿、大夫、士称谓发展为官员秩等之称,变成“品位爵”。

安徽金寨斑竹园出土青铜器年代及相关问题

金寨斑竹园组铜器由爵、斝、尊各1件组成,年代可定在西周早期。其中斝、尊有殷墟晚期风格,爵则为西周式样,其埋藏性质属于山地模式,是大别山区迄今出土的唯一青铜器组群,也是江淮地区西周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该组铜器所代表的人群或许是受外部势力侵扰而逃避于此的某支族群。

释珏──论商周时期玉器的计量单位

在先秦文献中，“珏”字经常用作玉器的计量单位，但一珏玉究竟代表多少玉器，则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结合出土玉器的情况，分析并论定了“珏”是商周时期专门用于计量玉器的单位，一珏玉就是两件玉器的代称。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东周时期“珏”更可能是指用对开成形法或成形对开法制作而成的造型相近的两件玉器。

西魏北周封爵的封地问题

西魏北周封爵的封地开始虚封化。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西魏北周受封爵者的封地,既有在统治区内的,也有在统治区外的,因而,就使封地不可能维持实封化。尽管西魏北周国家还继续使受封爵者领有食邑,但封地上的食邑只是等级和荣誉的象征。北周又在保定二年采取封爵等级与勋官秩级相结合的措施,进而确定有柱国以上勋官的受封爵者,能够以"别食"的方式获得实封地,因此,就使一些受封爵者的封地,既有虚封地,也有实封地。这种封地二元化情况的出现,正是隋、唐代实行"食实封"制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朝觐站班“五爵三等”看周代封国政治的血缘性——基于《逸周书》的解读

通过对《逸周书》中《王会》《明堂》两篇文献详考、绘图可见,其所述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中,诸侯政治等级除常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外,在仪式空间、诸侯站班等细节中,还存在一种“三等”结构。所谓“三等”,即举行仪式的空间呈上、中、下“三层”或内、中、外“三重”;在仪式中,诸侯距天子远近、莅位尊卑、站班高低也分为“三等”。“三等”诸侯的身份分别对应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等”结构反映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周代国家政治规则中诸侯权力结构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其中血缘性因素对封国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朝觐礼中“五爵三等”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由周初血亲原则主导下的诸侯分封引发,也显示了分封制对于周代血缘政治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