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研究综述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版本、文字、训诂和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包括郑玄《三礼注》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三礼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三是对郑玄《三礼注》进行综合论述,涉及郑玄的生活时代、学术经历,由此而论及郑玄《三礼注》的特点和学术影响等。

周代军礼中的神道设教——《周礼》大师祭祀考论

《周礼》所载大师礼有自成体系的祭祀内容。按照时序,这些祭祀可分为出军前、军中和还师后的祭祀三个部分,包含祭社、告庙、设军社、齐车载主(军社和迁庙主)、祭行神、祭上帝、祭山川、献捷礼等。祭祀对象上,天神、地祇、人鬼皆有,涵盖了国家祭祀系统主要的神灵。这些祭祀本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祭祀神灵以获得福佑是人为建立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和军队的威严来构筑和解释的,它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也有利于巩固天子与诸侯的政治地位。

闽学大师朱熹与兵部侍郎福清林栗辨易探究

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其《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的教科书。林栗是宋代福州福清的名宦,官至兵部侍郎。但二人在易学思想上意见分歧,朱熹为宋易突出代表,对宋易邵雍先天之学推崇备至;林栗重视易学重象之传统,反对邵雍先天之学,而又赞成宋代流行的河图洛书之说。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展现了宋代汉易、宋易交糅纷呈的状况,也反映了闽学在争鸣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事实。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发展为相互讦奏,为一大憾事。但平心而论,《宋史》对林栗论定有失偏颇,林栗仍不失"为时直臣"。

干宝《周礼注》初探

两晋之际,今河南籍儒者干宝所撰《周礼注》,是河南三礼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原书虽大致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前后亡佚,但南朝、唐宋时期的若干学者皆有征引。清代,王谟、马国翰、黄奭加以辑佚。现存干宝《周礼注》对《周礼》中的字、词、句进行释义、校勘、音读等。它具有因袭、完善、修正郑众、郑玄等前儒学说、注重创新、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并重、简约注经风格、多用今制诠释《周礼》、未受佛教或道教思想影响等特点。其后世影响,既体现于后世儒者对干宝《周礼注》的征引、赞成、完善、批评等方面,也体现于对古代实物的鉴别指导意义方面。

“六诗”原论

“六诗”之名出《周礼》,历代争论不已。郭绍虞先生概括为“经学家”和“文学家”之争,表现为“三体三用”“六诗皆体”“六诗皆用”等诸多“体用”论的观点。根据郑玄《周礼注》的解释并受郭绍虞先生分“风”与“赋比兴”为大小类的启发,研究认为:郑玄对“六诗”的训释均关乎礼乐教化符合当时的实际。“风雅颂”是内容类别,“赋比兴”是“风”下的三个小类,既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用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风赋比兴雅颂”的顺序理所应当。《诗经》及以后,“风雅颂”保存其诗,而“赋比兴”的内容属性淡化,只保留其用诗方式方法的规定性而独立出来,并在以后向“三体三用”发展。

《益州记》佚文考辨

任预、李膺所著的《益州记》 ,是常璩《华阳国志》后的六朝巴蜀地理名著。宋代以后二书已亡 ,在唐宋类书、地理书和诗文注中 ,留下大量的佚文。但唐宋以来 ,史书方志多误署作者 ,改窜原文 ,或者不能区分侨县与旧址 。

宋明理学在赣南创始、发展和推向新阶段

赣南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 ,以周敦颐在古南安 (大余 )教授“二程”为标志 ;宋明理学的发展 ,也与赣南有联系 ,杨时和朱熹曾在赣南传习 ;宋明理学发展到新阶段 ,赣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王阳明在赣南完善了他的理学核心理论“致良知” ,并刊刻他的主要理学著作《传习录》等。

明代开封周王的相关问题

Princes Zhou was granted as governor of Kaifeng whose tenure of office lasted over 200 years. The first princess Zhuli and his successor Zhu Youdun were outstanding princes for fulfill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medicine and play. The prefecture of Princes Zhou enjoyed completed official titles and buildings brok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led to the campaign of “uprooting princes’s superiority”.

中华本《周礼注疏》校勘札记

阮刻《周礼注疏》通行的版本为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其祖本为南昌府本,本文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周礼注疏》与殿本相对校,并参校南昌府学本,析出异文,加以考证,得出结论:殿本是一个校勘精审、刊刻精美,颇有学术价值的本子,对《十三经注疏》的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对比研究

《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是记载汉、满士庶家庭礼仪的著作。两者虽有从俗、从俭、从简和从今等共性,但在先祖祭祀、择偶观和信仰权限上却有所不同。不过,《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在有些地方又可以互补。如《朱子家礼》在居家仪与礼仪的开放性方面可补《满洲四礼集》之不足,而《满洲四礼集》在婚礼及丧后礼的认识上则对《朱子家礼》有所发展。另,《满洲四礼集》有不少认识及见解是《朱子家礼》所没有的。但两者在后世的命运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满洲四礼集》在礼仪上存在一定的民族保护主义。

郑玄爻辰说“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考论

郑玄爻辰说以乾、坤十二爻与十二律相配,其注《周礼·大师》有“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一语。在明清以来的刻本中,这句话被篡改成了“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考察郑玄《周礼注》不同版本的注文、有关郑玄律学观点的文献记载,以及运用乐理知识对蕤宾上生大吕和下生大吕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测算,可以确定郑玄《周礼注》作“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是刘歆将音律与易学结合的结果,这是后人篡改《周礼·大师》郑注的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