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十九祀免簋历日与王年考

据新见十九祀免簋铭文“隹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之记载,可知该器是一件王年、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四要素俱全的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文章在学界判定该器为西周中期之器的基础上,以月相定点说,采用“四分历”的古天文历术为技术手段,考定免簋所载王年与历日应当是:周穆王十九年(前988)正月十五日,正月初一朔日为乙未,实际用历司历应取为丙申朔。

曾公[田求]钟铭所见曾国建国史实考

曾公[田求]钟铭对研究周代天命观、分封制及建国史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公[田求]钟铭追述的西周初年曾国高祖伯适受命及皇祖南公建于南土、受命作邦的天命观,与屡见于周代文献记载的周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的天命观相同,为周代天命观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曾公[田求]钟铭所记曾国封邦建国、藩屏周室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受封为诸侯之时分殷亳社之土在国中立亳社之制(“析应亳社”)皆可与文献记载对读;并且钟铭所载皇祖南公受命为州牧、“涉政淮夷”等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的州牧制度及周王朝对淮夷的统治提供了崭新的史料。对观曾公[田求]钟铭记载的曾侯佐助昭王南征之事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佐助昭王者为叶家山M111的墓主人曾侯犺。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穆天子传》与西周社会

周穆王时是西周社会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穆天子传》一书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关于此时期社会状况的有关资料。根据《穆天子传》及其他诗书铭文资料 ,可以看出 ,穆王前少有“天子”之称 ,穆王起称周王为“天子”则开始普遍化 ;穆王前周人有美号而少有死谥 ,穆王时开始死而后谥 ,以后渐趋普及 ,成为周人特色 ,爵礼之制也在此时完善 ;穆王前 ,周人在社交场合不见赋诗寓意之举 ,穆王时赋诗酬唱则正在成为一时风气。可以说 。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王家台《归藏》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商易。本文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以为类似王家台《归藏》的内容很可能在西晋汲冢所出书中就已经发现。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周穆王非中兴之主

周穆王是西周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在他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虽多所兴革,但师心自用,并无励精图治的善政。他继位之初,即不顾治国理政的基本职责,肆其私欲,游行天下,后世以“不恤国事”言之,是对其国家元首资格的质疑。继之改变既定民族政策,加重对边地部族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索取,“自是荒服者不至”,还引起犬戎和淮夷的不断反叛,乃至危及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穆王晚年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修改刑法,广收罚金,亦非治国良策。一个国君不以国家发展为己任,而是肆其私欲,极尽骄奢,滥用武力,巧取民财,既不能缓解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有效应对周边少数部族的军事侵扰,致使西周王朝坠入衰微之途。那种把穆王视为中兴之主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河流域古竹林名园考略

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分布有众多竹林和竹园,它们为历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该文概述了古代北方竹林-竹园的演进和发展,重点考察了渭河流域的雩阝)竹林和太行山东南麓的淇园与河内竹园的历史沿革、史实逸事和现状。指出当代仅有的河内古竹园遗存具有重大的人文、生态和经济价值,值得珍视和加以保护,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穆王西巡三千年祭

2008年是西周穆王西巡归来三千周年。本文主要回答有关此结论的三个问题:一、本文认为《穆天子传》是西周实录而非战国小说家的编造。二、本文赞同贵州大学张闻玉先生的观点,认为穆王西巡时间为公元前994——公元前993年。三、关于穆王西去昆仑山和归来的路线,本文认为不经河西走廊,更不在青海,而是在内蒙居延海至河套一线。

《本草纲目拾遗》引王周“金盘草”之本草考证

[目的]考证王周《金盘草》诗中所述金盘草之基原。[方法]通过古今文献考证和植物学比较研究,结合植物名称、分布生境以及药性功效进行综合分析。[结果《]金盘草》诗中之金盘草与小檗科植物八角莲及六角莲相吻合。[结论]王周《金盘草》诗中所述金盘草之基原为小檗科植物八角莲Dysosmaversipellis(Hance)M.Cheng ex Ying或六角莲Dysosma pleiantha(Hance)Woods.。

周代宗法制度下的“母弟”

"母弟"在先秦文献中一般指的是国君或宗子的同母弟。母弟与宗子并为嫡子,其地位高于众庶子,此特殊身份使得其既能在邦国政事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可能与宗子对抗,破坏宗族邦国的稳定,与大宗宗子之间形成利益的制衡关系;在周代继承制中,母弟可以凭借其嫡子的身份,在无承宗人的情况下优先成为宗子,体现了宗法继承制的灵活性;周王母弟是周初封建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对维护王室利益起到很大作用,并影响了周代以后政局的发展;宗子与母弟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周代宗法观念的变迁。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被误读的王者之巡——论《穆天子传》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穆天子传》塑造的穆天子形象纵横马上、巡行天下,追寻权力、财富、爱情和长生,超越了帝王的命运,也超越了以农耕文化为本的华夏正统儒家文化的范畴。从不同文化差异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游牧文化时期的英雄理想,而非农耕文化时期的帝王典范。这种文化间离性或许正是穆王在后世颇遭误解和非议的原因。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与东汉中后期州制的发展

东汉的州制以建武十八年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为一标志 ,其前为州牧制 ;其后为刺史制 ,刺史基本上为监察官。但由于其机制不健全 ,加上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 ,刺史的事务日益繁杂 ,刺史的监察职能日益不明显。中平五年 ,东汉政府采纳刘焉的“罢刺史置州牧”建议 ,适应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需要 ,监察为主要职能的刺史转变为拥有军政等大权的州牧 ,州因此亦转化为军政单元。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州牧制”

东汉光武帝时期,“州牧”是中央政权外派到地方的官员,同时兼具中央和地方两种性质,这时的“州”并不是一级政区。虽然汉廷对各州牧的控制力度不一,但这个时期的“州牧”基本上能起到“拱卫中央”和“镇抚地方”的双重作用,即“州牧制”适应了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需要。建武十二年,在地方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州牧制”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同时这也不符合光武帝“谨慎务实”的处事风格。直至建武十八年,东汉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地方权力极大的“州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求相冲突,这最终促使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

殷周祭祖礼的因革与《周颂》的礼乐性质

《周颂》中不见祭祀周穆王及后世诸王的颂歌,这与周代祭祖礼的发展演变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殷周对抗之际,“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一方面消解了殷人天命神权的合法性,同时也让周人失去了“天宗上帝”的必然庇护。周人的先祖,尤其是文王与武王在不断被歌颂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周人实际上的保护神。但从祭祖礼的角度而言,周初一方面损益殷礼创造“配天而祭”的祭祖礼仪,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遵循着“祭不过三代”、重视近世祖先的习俗。随着时世推移,文王、武王先后超出了近世三代之祖的祭祀范围,而政治上仍然存在着推崇文武的强烈需求。于是,融会整合两种礼俗,推尊文王、武王为“百世不祧之祖”的昭穆制度应时而生。通过昭穆制度,周初就已成熟的祖神分离思想最终落实在礼的实践层面上,通过神化后稷、文王、武王以配天的郊祭与专祭祖先并重视三代近祖的庙祭表现出来。这一次对祭祖礼的融会整合,确立了周人礼乐精神中“雅”“颂”分立的核心本质,以告功娱神为目的郊祭之乐“颂”随着郊祭礼仪的稳定趋于定型,以“立政”为目的、“言王政之所由兴废”的“雅”乐由此开始走上繁荣兴盛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