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

元初重臣刘秉忠祖籍为瑞州。元代两个同名行政建制和江西地方志的错误引入造成刘秉忠祖籍江西的错误认识。刘秉恕墓志对这一问题作了彻底的解释。以刘秉忠为首"紫金山五杰"的学习时间一直缺乏信服的考证,刘秉忠《庚戌再还邢台》一诗为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契机。这一时期,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等一起从学于刘秉忠。

周瑞同志的历史贡献及对唐山学院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唐山学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周瑞同志作为唐山学院前身——唐山市业余工学院和唐山职业大学(唐山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唐山学院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民族根性与当代文化选择——20世纪90年代周锐与张嘉骅童话文化内涵比较研究

大陆的周锐与台湾的张嘉骅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创作从选材到对题材的处理方式,都具有中西兼备的特点,都表现出共同的民族根性。但二者的创作视角不同,对中西文化取舍的侧重点不同,从中表现出的各自文化立场也不同。它取决于两位作家不同的知识结构。而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又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性文化氛围与从幼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紧密相关。

从博雅多识到愤慨直谏——芮良夫形象在《逸周书》中的转变

芮良夫是周代谏臣群体形象中的一员,在他身上凝聚着周代谏臣的共有特点。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芮良夫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逸周书》是关键的一环,书中的芮良夫成为一个极具个性色彩的辅弼重臣形象。

玉瑞制度与周代政治

玉瑞制度是周代基于人人关系而发展起来的玉器使用制度,关乎周代的“德治”、“礼治”。本文基于三《礼》、《左传》等先秦典籍所载,重点分析了周代的玉瑞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政治、行政等功能。同时对玉瑞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原因进行了探讨。

周文王受命称王考

史称周文王平虞芮之讼而受命称王 ,后儒曾以正统观念加以怀疑是不对的。文王受命并称王在西周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是有充分证据的 ,也是完全可信的。周文王受命称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0 5 8年。

童话家——一个特殊的审美感受者

童话家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 ,这种心理结构是童话家的生活体验、艺术素养、创作才能等长期积淀的结果。本文主要以丹麦童话家安徒生和中国童话家周锐为例 。

浅析周锐童话创作中的逻辑异趣

周锐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热闹派童话作家,给童话创作带来了新气象。其迥异的风格和与众不同的创作逻辑,引起童话界的重大反响。周锐的创作旨意不是童话本身简单异趣的展示,而是赋予生活更深层次的剖析。"生活"是周锐童话创作的逻辑起点和基础,而"幻想"则是其逻辑飞翔的翅膀。显性和隐性逻辑的双重结合,强烈的夸张、离奇的幻想、扭曲的变形和机智的反讽,使得荒诞背后彰显真知。

西周时期直谏文辞的兴起与发展

西周中晚期,由于社会问题频出与语言文字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老臣直谏君王的文辞记录,是中国古代直谏文辞兴起与发展的重要阶段。老臣们遵循政教的传统,通过讲说道理、赋作诗歌等方式,毫不留情地直言批评周王违背先王德政、不修德行、丧失民心等错误,反映出当时宗法制崩溃下老臣职责的延续与贵族礼乐地位的上升。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厉世之治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公布了一篇名为《芮良夫毖》的简文,为我们探讨厉王时期的朝政状况提供了宝贵史料。《芮良夫毖》是芮良夫作于厉王流彘之前的作品,记载了厉王时期的朝政状况,如戎祸严重、弥谤、实行专利、民众争富等,这些都可以与传世文献相补证。此外,简文反映了时人的一些思想观念,如重视贤才、重视民众舆论、注重为政以德。简文还显示出,伴随着井田制、分封宗法制的破坏,诸侯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家族利益等。故此,简文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厉王之世的了解。

胃癌CD133阳性细胞的纯化及其生物学特性研究

目的检测人胃癌KATO-Ⅲ、SGC7901、AGS及MKN-45细胞株中CD133基因及蛋白的表达,研究CD133阳性(CD133+)细胞与CD133阴性(CD133-)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的差异。方法采用半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及免疫蛋白印迹法分别检测KATO-Ⅲ、SGC7901、AGS及MKN-45细胞株中CD133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免疫磁珠细胞技术将KATO-Ⅲ细胞株中CD133+和CD133-细胞分离纯化,对比两者生长形态特点、体外增殖能力及分化能力的差异;采用CCK-8法分析CD133+和CD133-细胞对不同浓度(0.05、0.10、0.20、0.50、1.00mg/ml)化疗药物5-氟尿嘧啶(5-FU)敏感性的差别。结果 KATO-Ⅲ细胞中CD133基因及蛋白表达量均明显高于SGC7901、AGS及MKN-45细胞(P<0.05)。CD133+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呈球形克隆悬浮生长,相比CD133-细胞具有更强的体外增殖能力及潜在分化能力。5-FU耐药性实验中,CD133+细胞在0.50mg/ml浓度下的抑制率较CD133-细胞明显降低(P<0.05),但其他浓度时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人胃癌细胞株KATO-Ⅲ中的CD133+细胞具有一定增殖、分化及耐药潜能,CD133可作为胃肿瘤起始细胞亚群的表面标志之一。

郑玄爻辰说“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考论

郑玄爻辰说以乾、坤十二爻与十二律相配,其注《周礼·大师》有“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一语。在明清以来的刻本中,这句话被篡改成了“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考察郑玄《周礼注》不同版本的注文、有关郑玄律学观点的文献记载,以及运用乐理知识对蕤宾上生大吕和下生大吕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测算,可以确定郑玄《周礼注》作“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是刘歆将音律与易学结合的结果,这是后人篡改《周礼·大师》郑注的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