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狼虎会——1920年代沪上文艺叙餐

192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个文艺叙餐会——“狼虎会”,该会滥觞于1917年周瘦鹃、陈小蝶、丁慕琴、李常觉四人的影戏之约,并于1920年正式创立,其成员来自文学、新闻、出版、美术、电影等不同领域。狼虎会采用轮值的形式,每逢礼拜六举行一次,以探寻美食、游戏消遣为活动内容,极尽享乐,一直持续到1929年。狼虎会在继承文人雅集传统、发扬传统艺术、体现淡泊名利的精神等方面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

戏仿的侦探小说与解殖民诉求——论周瘦鹃《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

《临城劫车案中之福尔摩斯》以民国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为叙事背景,戏仿了西方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斗智情节。在小说滑稽嬉笑的表层叙述下,实则隐含着周瘦鹃对现实强烈的反讽意识及其作为半殖民地文人的民族本位立场与解殖民诉求。同时,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周瘦鹃的伦理困境、保守倾向与身份焦虑等解殖民迷思。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视角解读文本,为研究民初半殖民地文人抵抗殖民的文化心态,为探讨个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刻关联提供了别一视窗。

专业眼光·才子笔墨·哀为主调——论周瘦鹃的翻译小说

周瘦鹃精通外语,避免了时人随意翻译的弊病;熟悉欧美小说,对所译作品的选择具有专业眼光。他运用整体忠实而适度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呈现出不同于"五四"翻译小说的才子笔墨。无论用文言,还是白话,其译文总是清新流畅,雅俗共赏,颇能引起民初读者的"兴味"。他大量翻译"哀情"小说乃是其主体精神与时代风尚双重建构的结果。若从"融才子笔墨与专业眼光为一体"的角度考察,他已经超越林纾、包天笑等译界前辈。在"新文学革命"前夕,他便开始更多地采用直译,使其译作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特色。

20世纪20年代另类“妇女问题”的呈现——论周瘦鹃在《快活林》《小申报》中的言情小说

周瘦鹃1916～1918年在《新闻报·快活林》、《新申报·小申报》上的发表的作品,学界鲜有提及,对其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对周瘦鹃研究本身就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周瘦鹃以上海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为背景,通过与新文化运动所聚焦的＂妇女问题＂之不同视角,思考现代女性婚姻解放问题的内在危机。周瘦鹃在这两大副刊上发表的言情小说,揭示了上海中产阶级市民的两性关系,展示了金钱支配婚恋中男性痴情悲剧与上世纪20年代妇女问题的另类向度。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周瘦鹃译介作品研究

周瘦鹃多选择短篇小说进行翻译,早期译作(1919年之前)题材倾向于言情、侦探、伦理、爱国、秘史和轶事小说,五四运动之后则转为对底层市民的关注。这些选择上的倾向有其深刻的时代和个人背景因素。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其译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时代需求,文学思想动态,出版体制,读者市场,周瘦鹃的家庭环境、个人情感经历在其翻译倾向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诗的小说”与抒情传统的回归——周瘦鹃在《紫罗兰》中的小说创作

民国初年,周瘦鹃以"哀情小说"蜚声文坛,此后二十年间创作了数百篇小说,从男女之情到家庭与社会百态,对于都市现代性不无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大力从事翻译相平行,思想与形式方面多方包容吸收,融会了欧美浪漫主义、维多利亚宗教意识及好莱坞"情节剧"的艺术表现,万花筒般体现了上海"五方杂处"的镜像舞台,创造了作者特有的通俗风格。在语言方面,文言与白话并重,承传了中国抒情传统。文章以1920年代后期周氏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的言情小说为中心,系统梳理了其抒情语言在现代境遇中经历的历史变迁。

现代思想视域下回顾翻译家周瘦鹃的历史贡献

从晚清时期开始,很多外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对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初年的翻译家和编辑家周瘦鹃在这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他曾经是饱受诟病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当我们在当代思想的视域下回顾历史,会发现他的许多历史贡献不仅是开创性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

被历史遮蔽的一种:周瘦鹃及其翻译小说

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准所构建的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框架中,民初文学被历史所遮蔽,其审美价值被忽略。周瘦鹃作为民国初期著名的翻译家、小说家、编辑家、园艺家的历史价值一直没有受到肯定。以周瘦鹃发表于民国初期著名期刊《礼拜六》的翻译小说为例,意在做一点历史除蔽的探索。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周瘦鹃集外文四篇及其释读

新发现周瘦鹃的《黄山纪游》《我所爱游的名山》《我的苦学史》三篇以及周瘦鹃为赵君豪《游尘琐记》作的序,均不见于范伯群主编的《周瘦鹃文集》和范伯群、周全编的《周瘦鹃年谱》,当为集外文。前两篇是以黄山为主题的经典游记散文,第三篇可算是"自传"之一种,为我们了解周瘦鹃早年生平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

周瘦鹃的西方“哀情十记”:周氏《心弦》编译考论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作家,以著译哀情小说闻名,世称"哀情巨子"。周氏编译的《心弦》收录西方小说十篇,却鲜有相关论述。经考证,作为"我们的情侣"丛书之一的《心弦》,选择编译的十篇小说均为经典之作,其主题与周瘦鹃的"哀情"文学观密切相关。从《焚兰记》、《赤书记》与《重光记》的译本分析可以发现,周瘦鹃的悲情初恋、惨情叙事与言情模式等人生体验与文学理念融汇到《心弦》的编译之中,透露出译者的"哀情"情怀。对《心弦》编译的考证与论述,既可以补充文学编译史的疏漏,又可以丰富周瘦鹃"著、译、编"的全方位研究。

周瘦鹃戏剧翻译研究

周瘦鹃的翻译领域不仅涉及小说,还包括戏剧。文章以易卜生的两部戏剧《社会柱石》和《公敌》为例,通过与潘家洵的译本进行比较,探讨周瘦鹃戏剧翻译的特点。

在“新”与“旧”之间走自己的路——论周瘦鹃其人

周瘦鹃历来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一员,在现代作家中属通俗阵营,少被文学史关注。中国传统文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无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道路,有人跨步进入新文化阵营,有人仍然留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圈。周瘦鹃在二者之间走出了属于他的实践之路,他集创作、翻译、编辑、园艺等于一身,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艰难跋涉之路。回顾他的一生,我们重新解读其人,以期寻找文人的精神与实践道路。

论诗学对周瘦鹃翻译的影响

从读者与译者关系角度,探讨了诗学对周瘦鹃翻译的影响。

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著译语言特征研究

自建周瘦鹃创作语料库与翻译语料库,运用Ant Conc软件对其创作汉语与翻译汉语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创作与翻译文本词汇密度较低;助动词、人称代词尤其是第一人称代词及"儿"化词使用频率较高;创作文本中平均句长大于翻译文本;创作文本与翻译文本中的"把"字句的使用频率高于"被"字句的使用频率。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周瘦鹃、刘半农译作个案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分析周瘦鹃和刘半农各自译本中The Pride of the Village的少女形象,发现两份译作有着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和风格,周译对原文做大幅度增删改,把原作中的异域少女变身为中国特色的古典美女,语言华丽煽情,风格哀伤,侧重渲染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刘译则直译为主,很好地保留原文意义,语言清新朴实。根据译者主体性视域的体验认知理论,这些差异源于两位译者迥异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审美,是译者个体身体学和意识形态身体学两者糅合的结果。

试论《紫罗兰》的装帧设计

《紫罗兰》秉承"不断地挖空心思、标新立异"的装帧设计理念,在竞争激烈的民国出版界秀出绝伦。《紫罗兰》在开本设计、封面设计、插图设计、交互式翻阅设计方面的突出表现,为其傲然屹立近十年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成功之道值得当今杂志编辑借鉴和学习。

爱情如死之坚强－试论周瘦鹃早期翻译哀情小说的美感特质与文化意涵

民国初年，哀情小说盛行，故事主题多为自我牺牡和「为情而死」，其悲剧结局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惯例，显示出西方翻译小说之影响。鸳鸯蝴蝶派「哀情巨子」周瘦鹃在五四前夕即已译介了诸多当代西方通俗言情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情节设计和场景安排等方面皆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格局，而周瘦鹃更经由删减改写、修饰人物个性、渲染艳情、夸大形容和添加感叹等翻译策略来建构一种独特的哀情话语。这些翻译文本融合了西方小说对爱情与死亡的浪漫呈现，以及中国文学的抒情美感，为读者营造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拥有巨大激情能量的唯美世界。在此，爱情的地位俨然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规范，展现了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

从“诗话”到“影戏话”——试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的传统文体特征

"影戏"与"话"的联立,实则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话"的批评理路,以周瘦鹃《影戏话》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在"考证故实"与"随性闲谈"两方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写作特质。究其成因,旧派文人的文化自足感与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均推动了早期电影批评对影片文本的积极介入姿态与评论者身份的显豁在场,进而促成了"影戏话"的上述文体特征。但电影艺术本身的叙事特质与旧派文人身份的自我标榜,消解了"影戏话"的文体诉求,最终并未形成中国电影批评写作的一种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