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周来兴教授胃2方治疗慢性胃炎医案举隅

周来兴教授系第三批、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指导老师、福建省名中医、国家基层名老中医,毕生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尤其是脾胃疾病方面。胃2方是周来兴教授从医50余载对脾胃系统疾病深研所得。在临床实践中,该方用于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均取得较满意效果。文章拟通过临床案例进一步说明周来兴教授胃2方对慢性胃炎的治疗作用。

周来兴主任医师胃2方治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临床观察

目的探究周来兴“胃2方”对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作用及对胃泌素17(G-17)、胃蛋白酶原(PGⅠ、PGⅡ)的影响。方法选取永春县中医院2020年10月—2021年9月收治的符合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寒热错杂证诊断的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运用周来兴胃2方治疗;对照组采用雷贝拉唑钠肠溶片治疗。比较两组患者1个疗程后的总有效率及G-17、PGⅠ、PGⅡ的恢复水平。结果经过1个疗程规范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6.67%(26/30),高于对照组的63.33%(19/30)(P<0.05);G-17、PGⅠ、PGⅡ的恢复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周来兴胃2方治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能够有效提高临床总有效率,同时有效改善G-17、PGⅠ、PGⅡ指标,临床应用简单、有效,值得推广。

乡土书写的文体自觉——论周伟微型小说

“新乡土散文”代表性作家周伟微型小说的乡土书写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散文化、戏剧化的跨文体特征;在表达方式上,以方言土语塑造人物形象、彰显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追求诗意表达。周伟微型小说乡土书写在表现形式与语言风格方面表现出来的文体自觉,在理论上有助于全面理性认识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创作上启示如何在微型小说短小的篇幅内写人叙事,反映时代变化,彰显微型小说“滴水藏海”的美学价值。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研究新视角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本文从对该印设计思路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其印文规制来源、制作时代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于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六面体印,与独孤信生平居南梁三年的经历有关。整个印章由独孤信于生前最后三年间精心设计完成,体现了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和对元魏政权的支持。独孤信去世后,该印并未随葬,而是由家人保存,于中唐前意外失落于旬阳。

州卫并置背景下的蔚州城民居空间模式研究

明洪武时,蔚州城出现了州卫并置,即军事与民事两套体系并存的管理模式。州卫并置是农耕与游牧文明冲突的特殊体现,也是明王朝军事与行政并行之疆土管理模式的缩影,对城池空间布局与建筑空间模式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州卫并置的背景下,蔚州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转变:城市性质由长城沿线的军事重镇演变为张库商道上的商贸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的居民从军官将士转变为文人官吏再到商户巨贾;民居分布情况也由明代军民分居于内城东西,到清代商户崛起后逐渐向西北外城拓展。由此,可以将蔚州城划为内城东区、内城西区、外城西区、外城中区以及外城北区五个分区,以此归纳各分区的民居空间模式及其历时性演变。除外城北区民居样本不足难以考证之外,其余四区民居的空间模式各不相同,与各区历史背景、居民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周维顺教授论肺癌证治拾萃

从肺癌的病因病机、治疗总则、中西医结合治则、中医药治则、中医药物以及具体辨证论治,阐述周维顺教授治疗肺癌理论思想和临证经验,揭示了气阴亏虚贯穿肺癌发病始终,益气养阴是中医药治疗肺癌之本。

继道统与制礼法:汉代孔子见老子图的图像逻辑及其传播

孔子见老子图是汉代墓葬艺术中的常见题材。结合与之相对应出现的周公辅成王图,通过图像和相关文献分析,笔者认为,孔子见老子图是用孔子见老子故事来表现孔子,而老子、项橐以及孔子弟子,都是孔子继承上天道统过程中的辅助角色。另外,孔子对于汉室的现实意义是,他还是制作礼法的素王。孔子和周公一道,成为统治者利用的资源,被国家祭祀,也被视觉化。孔子见老子图从庙堂到墓葬的传播,也反映了汉代经义和谶纬思想传播的过程,由上而下、逐渐混杂、逐渐泛化。

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

西魏北周装饰图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上不仅有佛教纹样题材,而且加进众多中国传统动植物造型;不仅有西域传来的凹凸明暗画法,又融入了多层次的晕染法,用笔流畅奔放,笔法由北凉北魏简洁、鲜明、质朴、奔放风格逐渐转向细腻柔和、层次多变;色彩清雅而华丽,新的色彩构成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是敦煌装饰图案在风格上更为成熟和民族化的转变。

论王维被贬济州及其诗歌创作

本文对王维早年被贬济州的诗歌创作进行解读,目的在于还原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超越对王维"山水田园诗人"的定性理解,显现其诗作的生动性、丰富性。

泾、洛、渭河上游西周文化边界及相关问题初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历史与文化研究之一

泾、洛、渭河流经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是历史上周人和秦人活动的重要舞台。但是以往的考古工作集中在泾、洛、渭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关注相对较少。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泾、洛、渭河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西周文化遗存,勾勒出西周文化的西部边界,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抛砖引玉。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

北魏分立为东、西魏时,东魏继承了北魏和六镇鲜卑的大部,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为了弥补劣势,西魏北周的军队构成发生了转变,变成以汉人步兵为主力。在北朝,步兵战胜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成熟,为西魏北周的军事变革所汲取。北周在成功的完成军事变革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这一遗产也为隋、唐初所承继,由此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北周、隋、唐初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原因。

《全宋诗》之周文璞、魏了翁、洪咨夔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周文璞、魏了翁、洪咨夔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中国文学现代演进的三个环节——以梁启超、王国维、周作人为个案的考察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致用”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以“审美”为中心的非功利主义文学观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层面,从这两个矛盾层面之中,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寻找到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走向,从而使现代“文学”的观念得到鲜明的确立。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

周朝宋国与王室关系刍议

宋国是西周初年最重要的诸侯封国之一,从公元前1040年微子启受封建国,至公元前286年为齐、楚、魏所灭,享国754年,几乎伴随着周王朝兴衰始终。微子启乃殷商之后、"亡国之余",却被封为公爵,周公以客礼待之,既说明了周公对殷商旧贵族微子启的看重,又体现了周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统治谋略。周王室与宋国之间既是主客又是君臣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宋国在周代诸侯国中具有的特殊地位,直接影响着宋国的发展和对外交往,其邦交活动亦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新史学”流派与唯物史观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并未消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大流派。其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因唯物史观居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故而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究以新史学受影响为大,有的学者甚至发生治学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以与其相抗衡。具体而言,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者,是其核心历史解释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而与其他条件形成合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学派继续加强或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其中以周予同最有代表性。

王国维美学转型的历史考察

学界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已有很多 ,但多数研究者只将目光放在王国维身上 ,不能将王国维放在近代美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关注 ,忽略了王国维前后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笔者认为 ,要清楚地揭示王国维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近代转型中的价值 ,稍前的常州词派诸家及同时的陈衍、梁启超等人的理论无疑应成为重要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