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易林》对《周易》的承继与新变

《易林》一书,无论是其外在的四千零九十六条林辞的形式,还是其内在的运用《周易》象和数、卦爻辞义旨乃至易学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本衍易之作,其对《周易》既有诸多承继,又能结合时代特征做出许多新变。这种承继和新变,主要体现在《易林》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沿用和变革,对《周易》卦象的承继与新变,对易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等方面。

《易经通注》易学思想研究

《易经通注》作为清朝第一部官方易学著作,其政治地位和意义非比寻常。分析《易经通注》编纂始末及体例可以发现,其目的是以义理为宗、折衷众说,这与后来的《御纂周易折中》如出一辙。虽然它的学术观点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却对理学易学有所改正。该书不完全赞同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而提出其为圣人为人事设,这对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实学大有裨益。在治国方面,它提出统治者需先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怀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才能够匡正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路。对《易经通注》的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清初易学之原貌,推进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遗传密码表与《易经》

首幅大型人类基因图谱的发表绘出了１．６万个基因染色体所在的位置，它说明人的一生的确定性和它们的遗传性程序，是由４个碱基中任取３个，构成６４个密码子的基因所控制。《易经》（周易），它也有一个由６４个符号组成的系统，每个符号也是由４个可能的“字母”中的３个组成，它依赖于阴阳极性的基本规律，揭示人的生命和发展受控于一个包含６４种可能的状态，每一种状态又有６种可能的变化，使之成为另一个状态的系统所确定的程序。本文介绍如何由二进制表示“卦”的顺序，并以太阴、少阴、少阳、太阳分别表示尿嘧啶（Ｕ）、胞嘧啶（Ｃ）、鸟嘌呤（Ｇ）、腺嘌呤（Ａ）４个碱基的遗传密码表，发现竟似同一个密码系统。提出是否存在一种规律，它的特征（信息）一方面通过遗传密码表的６４种三联体密码显示，另一方面又通过６４种可能的状态及发展显示。

《周易》思维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探讨了《周易》思维与现代管理学的系统均衡原理、运动控制原理、信息沟通原理和目标效益原理的关系。从《周易》基本原理出发 ,在组织、调控、用人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常见的几方面论述了《周易》思维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

从《周易》视角看儒道会通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道两系均以《周易》为经典。《周易》以自身的特质和内蕴包含儒道发展的种子,含有容纳儒道的基因。《周易》古经是儒道同源的思想文本,《周易》传文使儒道会通真正实现,《周易》成为儒道共同的言说框架和思想场域,《周易》中奇偶符号、阴阳之道、天人合一等都为儒道会通提供了方法、载体、根据和视域,实现了儒道的兼收并蓄和圆融会通。

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易学历来旁及科学 ,这已是定论。 80年代以来 ,这种旁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突出 ,以致形成“科学易”与“人文易”对举的局面。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但方法上有些问题 ,主要缺点是夸大了《周易》对科学的积极影响。李约瑟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他认为 ,从一开始 ,《周易》对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但他的观点也有片面性 ,应该说这种影响正负两面俱在。为了把这个复杂问题 (从广义上说 ,也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引向深入的研究 ,这里对这位大师的论点 ,作一全面介绍 。

里耶秦简九九表初探

里耶秦简九九表的文字、内容、句数均有其独特之处,它可以修正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的某些结论:其一,先秦“小九九”并非只有36句一种。其二,九九表中“而”“如”通用。王国维“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之说不确。其三,敦煌汉简九九表末尾总合实为1113,而非1110。就数学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数理内涵:乘法定义、乘法交换律、筹算基础。就文化史意义而言,秦简九九表与《周易》存在一定的比附关系。

周易管理哲学初探

周易管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主体上,它肯定了"人"是管理的主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对象,都应该是"以人为本";在管理价值上,它重视伦理管理,将"以德治平"作为管理的主要价值取向;在管理目的上,它强调主要是社会群富而非"独富",认为真正的善治是天下为公,有德的人来掌握社会财富的分配。周易管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易》的阴阳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和谐思维

作为中国哲学之源,《周易》的诸多范畴概念对中国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尤其是《周易》的阴阳范畴更是影响着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本文正是立足于此探讨《周易》中的阴阳观念与和谐思维的关系,认为《周易》引进阴阳范畴的取向在于和谐,并由此促成了和谐思维的产生与发展。

太和翻译标准初论

根据中国传统经典《易经》的易理和易图哲学思想,提出以"太和"思想作为翻译的标准。太和翻译标准蕴涵《周易》智慧,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等特性,可通过阴化、阳化策略实现。太和翻译标准的提出和阐释为翻译标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读王家台秦墓竹简“易占”札记

有些学者认为,王家台秦墓竹简"易占"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抄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秦简"易占"少督卦中的"□小子",有人认为是"周小子",但我们认为更有可能是"晋小子"。"易占"右卦中的"平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平公",但我们认为是"晋平公"的可能性更大;秦简"易占"可能真的如有的学者所说即是汲冢《易繇阴阳卦》,而且秦简"易占"或《易繇阴阳卦》可能与汲冢书中的其他"杂碎怪妄"之书大有关联。如果秦简"易占"涉及晋小子、晋平公的观点成立的话,则其与殷易《归藏》不相关的材料就更多,其是否为殷易《归藏》就更值得怀疑了。

闽学大师朱熹与兵部侍郎福清林栗辨易探究

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其《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代开科取士的教科书。林栗是宋代福州福清的名宦,官至兵部侍郎。但二人在易学思想上意见分歧,朱熹为宋易突出代表,对宋易邵雍先天之学推崇备至;林栗重视易学重象之传统,反对邵雍先天之学,而又赞成宋代流行的河图洛书之说。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展现了宋代汉易、宋易交糅纷呈的状况,也反映了闽学在争鸣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事实。朱熹林栗二人辨易发展为相互讦奏,为一大憾事。但平心而论,《宋史》对林栗论定有失偏颇,林栗仍不失"为时直臣"。

《周易》对阴阳观念的三重表述

在理清阴阳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可以发现,成书于商末周初的《周易》对阴阳观念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表述,进而证明《周易》与阴阳观念实际上是融合一体而不可分离的。首先,《周易》文本中的卦象与卦象变化是对阴阳观念的符号表述;其次,传世的《周易》大衍之法以及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是对阴阳观念的筮法表述;最后,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周易》系统解说是对阴阳观念的文字表述。所以阴阳是《周易》的中心思想,也是商末周初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论“帝乙归妹”与商周联姻无关

本文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的“帝乙归妹”与《诗经·大明》描写的周文王迎娶“大邦”之女一事无关，不宜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并据以说明其他历史问题。

《周易》“贞事辞”的叙事结构分析

《周易》之爻辞按照初始、上末的顺序标记出来,去除爻位与占辞,所得的"贞事辞"包含了《周易》时代大量的社会信息,如战争、祭祀、行旅、婚姻等内容。"贞事辞"不但表现为诗体结构,更呈现为叙事结构。诗体结构的表象背后,常常是叙说着一个隐喻的故事,刻画一个生活的场面或是传递一个典型的细节。由"言之有序"到"言之有物"恰恰诠释了《周易》之叙事结构,此结构往往表现为连环式结构、时空体结构、联缀式结构,通常借助《周易》之"隐事"而传递出道德、伦理等人文内容,既具表层能指内容,又具深层所指的"结构之道"。而这也恰恰启发了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说"的文学理论。

论先秦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译文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以《周易》及其林理璋英译为例

中国先秦古籍多有传注传世,古籍文本和传注之间是单向的注解关系。文字的差异、时代的不同、意图的区别,使二者的理论概念系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后人对古籍文本的理解多据其传注,在将某古籍本文和传注译为外语时,这种差异往往有被弱化的现象。本文主要以《易经》及其英译本为例,采用理论分析、文本比较、例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古籍文本和传注翻译中原有思想内容差异的弱化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林理璋《易经》文本译文和《易传》及传注译文的比较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思想层面的同质化,对《易经》文本的文献价值在译文中的保持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当今古籍研究的进展,文本的翻译应与传注翻译拉开一定距离,适当再现原有差异,这应是今日古籍外译一个新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