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西周金文中的“虐”字

西周金文选钟乙“虣(暴)虐”之“虐”写作“”,从卜、虎会意,表示以兵杖搏虎,为“虐”之初文。“(虐)”字的造字意图与“虣”字之表示以戈钺搏虎相类,对应的词也意义相近,故文献中常见“虣(暴)虐”连言。■盨铭文“虐”所从“匕”、《说文》“虐”篆文所从“爪”,均为“卜”形之讹变。《说文》对“虐”字形、字义的说解,以及目前学术界将“虐”字追溯至甲骨文从虎抓人形之字的主流意见,均不可靠。西周金文霸姬盘中的“”字也应释为“虐”,读为“效”,义为致送。

从《负暄闲语》看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池州市东至县周氏家族百年来人才辈出,家族鼎盛,在这辉煌的背后,先祖周馥功莫大焉。周馥为晚清一代名臣,政绩突出,能诗文,撰有家训著作《负暄闲语》一书,影响尤为深远。对周馥家训《负暄闲语》中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方面的礼学思想进行分析,并讨论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有助于坚定文化信仰和传承,对于现代家风建设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

《周礼·牛人》郑注所谓汉代“屠家悬肉格”,古今学者都曾探讨过其形制,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前者按照结构特点,又可分为两竖一横式和行马式两种。地面起竖式悬肉格多具备可移动特点,屋梁下垂式则一般为两竖一横或多竖一横,且固定不可移动。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楚简《容成氏》有关“炮格之刑”的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瑄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周宜轩教授论治冠心病介入术后的经验

周宜轩教授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在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冠心病介入术后属中医"胸痹心痛"的范畴。心气亏虚,痰瘀互结,络脉绌急是其主要的发病机制。治疗应立足整体、病证结合、通补兼施,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注重通络,其创立的补心通络汤治疗冠心病介入术后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再论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

核心义具有统摄词义的作用,可以解释词义发展演变的制约机制和词语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文章以“周旋”“舒颜”“相得”等为例,从鉴别词语的假借义、准确阐释词语含义和揭示义项间的联系三个方面阐述了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复音词意义的研究对于词典释词、辞书编撰具有实用价值,而核心义则在复音词的意义研究中起着枢纽和关键的作用。

宣王料民与西周的人口统计

在我国人口史上,关于2800年前的宣王料民,学者虽提出过种种推测,却一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说明。它不是旧制度的复兴,不是对逃人的缉捕,更不是解放奴隶。它透露出来的是西周的人口统计方法,由于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的重要机密,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人口调查,在古代世界各国这是相当普遍的人口统计方法。

夏商周与黑白赤的颜色礼俗——玉文化视角的新解说

文章运用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尝试解释古礼疑难问题。《礼记》所述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说,古今学界未能做出证明或证伪。从玉文化视角重新审视三代的颜色礼俗好尚问题,用琼玉即红玛瑙的流行解说周人尚赤说,用墨色和墨绿色蛇纹石玉器的流行解说夏人尚黑说,并上溯至夏代之前的龙山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用玉。再用殷墟和妇好墓出土玉器中青白玉和白玉的逐渐增多现象,解说殷人尚白说,并据此阐释白玉独尊现象在周代以后形成的物质条件。三代颜色好尚问题的新认识,有助于理解上古时期关于夏代的文化记忆,可间接作用于关于夏代是否存在的证明过程。

蜀汉政局与巴蜀经学的演变

从全局看,蜀汉经学演进的基本路径取决于蜀汉执政者的用人格局。考察刘备、诸葛亮用人方略的不同,可以明了蜀汉政局与巴蜀经学格局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映衬关系,巴蜀经学也可依照执政者的用人偏好不同而细分为三期:第一期即刘备时期,其时蜀汉官方试图以卢植、郑玄为典型的经学体系整齐巴蜀学术,但随着刘备的谢世而宣告失败;第二期即诸葛亮主政时期,官方立场极度倾向于荆州学派的巴蜀学者,荆州学派深刻地改变了巴蜀经学的面貌,而使得古文经学派在巴蜀经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三期即诸葛亮谢世之后的蜀汉末期,兼受荆州学派和巴蜀谶纬神学影响的谯周学派,最终成为蜀汉经学的集大成者。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研究综述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版本、文字、训诂和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包括郑玄《三礼注》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三礼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三是对郑玄《三礼注》进行综合论述,涉及郑玄的生活时代、学术经历,由此而论及郑玄《三礼注》的特点和学术影响等。

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

眉县杨家村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有两组鼎铭记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历日,但与现代推算的历表有不合之处。如认为铭文本身有误,或有关文献有误,都有困难。由同时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混乱,将来有更多的材料,应可详细了解。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郑玄礼学体系管窥——以藏冰用冰和五祀说为例

前贤曾指出,郑玄礼学体系一本《周礼》。本文略举两例为之说明。其一,以"藏冰"、"用冰"为例:虽然郑玄主要依据《左传》文字说明礼学经典中所见"藏冰"、"用冰"的时间顺序,但回归《左传》则发现郑玄所释时间顺序无法与之相吻合,实则依从《周礼.天官.凌人》等所述"藏冰"、"用冰"顺序,而有别于服虔、杜预等立足《左传》的解释立场。可见在面对众多经典需要选择取舍之际,郑玄立足《周礼》立论,阐释经义。其二,以"五祀"为例:关于"五祀"记载主要见于三礼文献之中,但是杂乱无序、矛盾丛生。郑玄依据《周礼.大宗伯》祭祀体系,首先确定"五祀"祭祀等级,然后选取等级分明的《祭法》篇为基准,构建出合理的周代"五祀"祭祀制度,再以时代和等级差异调和其他记载。但是《大宗伯》记载明显与《周礼.春官.司服》相矛盾,郑玄却弃之不用。据此,可见在礼学经典内部矛盾抵牾之中,郑玄也遵从《周礼》以调和众说,构建礼制。然而既然《周礼》文本存在矛盾,而郑玄在其中又有所去取,那么郑玄所依据的不过是理想的文本而已。

质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说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立,是法律史学界很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关于大司寇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再加上汉儒所做的"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的注。然而,由于《周礼》中关于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及郑玄的注没有能够得到先秦时期其它典籍的印证;且反映西周时期司法状况的铭文内容也不能表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存在差别。这样一来,依据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证明西周时期在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上有质的不同,因而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的说法不能成立。

从张萱·周昉及他们的绘画看唐代人物画

我国的人物画是中国画中的一个分支,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唐朝是它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唐朝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国富民强,所以我国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别开生面的发展,特别是宫廷人物画的发展在此时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大量的画家投入到人物画的创作中,张萱和周昉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两位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面貌完整、色彩至今基本未变。通过研究这两位画家及其作品,我们能对唐代人物画的全貌有一个大致了解并对当代画家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