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青铜兵器研究现状综论——兼评《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青铜兵器研究在铭文及器物形制的考较,国别、断代、官制等古史问题研究,以及铭辞格式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全面梳理青铜兵器的研究现状,指出当前青铜兵器研究存在缺乏均衡性以及研究角度相对不足等问题,兼评青铜兵器研究的力作——《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周以诗乐化俗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来教化风俗,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的、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节夫妻间的关系,实现性别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阶层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得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比起来,诗乐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是最好的教化手段。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

近年来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年代,却一直没有定论。对此,以往常见1931年和1929年两说,近年来又有1927年的推论。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英文手稿,同时结合既往的研究史,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即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最早发现于1927年。

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再思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

在现当代语境中,“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西方“新史学”“全球史”的转向趋势所致,中国学界对于南宋城市音乐文化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声音景观”理论的三种声音分类模式(“基调音”“信号音”“标识音”)作为思考框架与叙事策略,同时重思南宋都城临安音乐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通过书斋为主体的“音乐文本田野工作”,以视觉的角度来聆听“文本中的声音景观”。

出土西周甬钟的时空分布与周代雅乐的精神特征

青铜乐钟是周代的代表性乐器,与周代雅乐的形成密切相关。西周甬钟作为周代雅乐的主奏乐器,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融合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的文明成果。在西周甬钟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时空框架、区域差异、文明演进道路差异等表现和动因,对研究周代雅乐的发展与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形成具有基础性、启示性的作用。青铜乐钟与周代雅乐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尊重传统的连续性、善于融合的创新性、不断进步的卓越性这些突出特征。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安徽霍山戴家院遗址自然变形遗迹的发现及其特征初探

古遗址、古墓地发掘过程中的自然变形研究是反演或充实历史和史前变形历史记录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近期我省地震部门会同省文物考古部门,对皖西霍山戴家院考古现场进行专题发掘调查,发现了与构造运动有关的地裂缝,其中充填有砂线、砂脉.初步研究显示包括两期变形,且均显示高速变形特征,代表两次地震事件.发生时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和春秋中晚期,前者规模较大,含砂裂缝长轴方向平行于近侧的地震活动断裂方向.本次发现及初步分析填补了东部地区西周到春秋期自然变形事件研究空白.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北周总管府制度研究

总管府始建于北周武成元年(559年),是北周军事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的仔细梳理,对北周总管府设置的原因、分布、类型、地位、官员选任、总管府僚属及职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勾勒出北周总管府的结构和特点。

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故选择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与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

铜铙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较多，类型也很复杂。关于南方铜铙的年代，最早的一般断为商代，晚的为西周，也有一律断为春秋者。笔者认为，铜铙是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应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整体状况和总体规律分不开。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周颂·有瞽》与周初乐制改革

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

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象征性

我国的礼乐文化发展到周代,达到了鼎盛。周续殷礼,祭祀在礼乐文化中有重要地位。祭祀活动不断发展,逐渐程式化、秩序化,成为一种象征。周代的礼乐文化具有象征性。这在周代的乐舞艺术和青铜艺术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思考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应当深刻了解当代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和国际同类研究的丰硕成果 ,从史籍和编年学导向的学术定位转向科学的探索与阐释 ,揭示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因和演变过程 ,充分重视和发挥理论研究对文献探索和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和科学阐释作用 。

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

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对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音乐不仅涉及贵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国家大型典礼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已初步呈现。礼乐并举,表现在现实层面上的以礼节乐,最终则表现为乐对礼的融会和超越。所谓西周礼乐政治,是以诗、礼、乐作为隐喻或象征的政治。诗、礼、乐又确实以其真实的形式贯穿于政治活动中,既作为政治的隐喻,又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手段。诗、乐、舞的层级关系将人的审美经验带入了超越之境;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则赋予了政治审美韵致,开了后世中国诗性政治的滥觞。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