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

《诗·豳风·七月》研究

《诗豳风七月》作于早周公刘之世,其时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约当夏桀之世。这在《七月》的礼俗、社会状况、名物、艺术形式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七月》作为早期周族诗历,通篇皆用周历记事。周历的“七月流火”正是夏代才有的天象,成为判断此诗作年的坚强证据。

试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的人群构成——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本文认为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主要有周人和殷遗民两个大的群体,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区分。这一分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周人对殷遗民的安置策略。先周时期传统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殷遗民,说明这两地在先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遗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这些聚落往往位于传统周人聚落区以外,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或许还有一定形式的监管。

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东北抗日名将周保中与朝鲜民族抗日革命斗争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周保中作为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者,正确认识和坚定支持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斗争,始终与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和东亚反日民族联合战线上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周保中与金日成等众多朝鲜共产主义者结下的深厚的战斗情谊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友谊,共同奠定了现代中朝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之“血谊关系”的坚实历史基础。

三代宗法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传播论

夏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和戎族,他们的社会分化与中原王朝通过征伐战争等措施推进其强势宗法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在中原王朝强势文化的作用下,包括羌族和戎族在内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华化(或汉化)已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

淮河流域早期族群被史称为夷、东夷、徐夷、淮夷,创造了独特的文明。淮域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夏商周三代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由冲突而融合,文明相互交流而融汇,社会结构由血缘关系而地域关系。秦汉时期,淮域族群终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了解。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浅析周恩来民族思想及现代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周恩来民族思想形成的背景,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通过对周恩来民族思想所运用的实事求是思想、人民群众思想和与时俱进思想进行论述,最后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作阐述,在经济全球化、多种社会思潮不断交织中对坚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信心具有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骨金文中的朿族与商周东土族群流动

商周族群流动研究关乎国家形态、社会形态与民族融合等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商周地理研究的系统化,细致梳理商周时期东土族群的分衍、流动及其成因,已成为可能。甲骨与金文中习见的朿族具有典型意义,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可知,商周朿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山东泰安、泗水一带的朿地。晚商时期,形成朿正、朿舟、朿保与朿厚等分族,均盘踞于母族的周边。另有部分族众因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徙居殷都安阳。西周早期,在王朝武力胁迫之下,朿族宗子徙居成周,在洛阳北窑留下了墓葬遗址。昭王时期有部分子嗣因战功出任王官,并进一步西迁宗周,形成新的分族"朿■"氏。但依然有族人留居东土,即汶水下游地带的朿厚氏与朿蛇氏,其中朿蛇氏一直延续至两周之际。商周朿族的分衍变迁,是东土族群流动总貌的折射。其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动因,对分析东土其余族群的分衍变迁有重要借鉴作用。族群流动并非是整个族氏组织全体搬迁的现象揭示,相关研究有助于今人对商周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的准确把握,深刻理解血族组织地缘化的过程。

石峁遗址与华夏民族的发祥

近年在陕西神木发现的石峁古城是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这从其所在地理位置与传说中黄帝活动的地域相一致、与黄帝所属姬姓白狄族活动的地域亦相一致,可以得到证明。此外,石峁古城的建城年代与黄帝活动的年代相当,亦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说明。石峁古城同时也是黄帝族后裔周族的发祥地,这从文献记载周人出自白狄、周人早期处在戎狄活动的地域,可以得到证明。此外,根据字形分析,周的氏名显示周人原是以治玉为业的氏族,这与石峁出土大量玉器亦是有着因果的关系。周人后来南迁到渭水流域,为了壮大反商部族联盟的声势而自称为夏,后又称其所分封的诸侯国为诸夏,从而导致华夏民族的产生。追根溯源,自可认为石峁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

夷式簋是商及西周时期分布于鲁北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陶器。本文对夷式簋的研究历史、出土背景、器物组合、流行地域及年代进行了梳理,对夷式簋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族群流动做了研究,指出了商末周初夷式簋的西向传播可能与以秦人为代表的东夷族群的西迁有关。

闽侯黄土仑“土鼓”小议

福建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是闽侯鸿尾中学于1974年夏天开辟操场时发现的。此后福建省博物馆曾多次进行调查和试掘。1978年1月至4月，曾发掘700平方米。此外，几年来共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遗物近200件，并于1984年发表简报。该遗址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1300年±50年．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

1999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墓葬56座,出土大批铜、石、陶、骨、金器等。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洞室、偏洞室三种,绝大多数存在殉牲现象。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墓地与岱海、鄂尔多斯地区的同时期考古遗存既有共性,又有一定区别。墓地居民可能从事一种较为发达的游牧经济。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简报

200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发掘墓葬69座,出土了大量陶、铜、骨、石器等。均为东西向的土坑竖穴墓,流行头龛、二层台和殉牲,年代大致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地居民以从事畜牧业为主,也有一定的农业经济。该墓地的居民由具备北亚和古中原体质特征的两类人群构成,但在文化内涵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

1996年和2003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共发掘墓葬15座,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铜、骨、石、金、玉器等。墓葬形制以偏洞室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大部分存在殉牲现象。这是在岱海南岸首次发现的东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墓地,从其文化内涵分析,应属于此阶段存在于岱海地区的三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一。

岐山孔头沟遗址族属及相关问题

以赵家台遗址发现空心砖为线索,周公庙考古队于2006年对其周围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双墓道墓葬M10出土的尚爵铭文的研究,结合遗址考古资料,认为尚爵铭文中'墉公'就是姜太公之次子,'尚'可能就是'献公',而孔头沟聚落遗址所在地在商周时期是太公次子的封地,也就是太公家族的采邑。

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一一考证辨析陈寅恪所谓"关中本位政策"的内容和性质:府兵制初期并非是鲜卑部落兵制,其兵农分离改变了内迁北人的镇民府户身份,有利于北族编民化从而融入华夏社会;所谓"八柱国"和"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一类措施,全是宇文泰在创业过程中超压同侪、势逼帝尊的掩耳盗铃手段;李虎家族确曾移镇武川,并同宇文泰家族一道卷入葛荣之乱;宇文泰改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本意是要以首望统领乡兵,而非"以断绝其乡土之思"。这些表明,宇文泰的"关中化"其实是汉化政策,是其北族南徙内迁过程的继续;其改用《周官》要在返本开新,冲击荡涤"魏晋以来门第之政治社会制度风气",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相应,推动了华夏文化更新和社会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