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风说越剧配音(上)

文章根据周大风就越剧的配音问题发表的意见,并结合周大风的其他著作,论述了越剧的唱做念打与配音的关系、唱腔与配音的关系、配音的性能与分类、配音设计、配音的主题和形式、如何建立一套不同感情的配音曲牌、建立一套长短及感情不同的过门配音、从代表性唱腔主题发展配音、从插曲主题中发展配音、配音中打击乐的使用等诸多问题。深入浅出,颇为实用。

周大风“逆向”音乐教育思想探微

周大风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创作了《采茶舞曲》等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和绍剧《三打白骨精》等家喻户晓的戏曲音乐作品。周大风用于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教育组织领导工作的时间数倍于音乐创作,出版了《欣赏音乐的知识和方法》《周大风音乐教育文集》等近20部音乐教育专著和教材,发表了近百篇音乐教育研究论文。周大风认为他自己在音乐教育上的成绩要远远大于他的音乐创作。周大风音乐教育实践经验、音乐教育理论思考、音乐教学方法创建,散见于他发表的近百篇论文、近20部音乐教育专著和教材。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接受者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是从音乐教育效果的角度,检验、论证音乐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用“逆向音乐教育思想”对周大风音乐教育思想进行尝试性地概括和总结,或许有助于从宏观上系统地领会和理解周大风音乐教育思想。“逆向”音乐教育思想,即以前一次音乐教育结果为起点,从学生学习音乐的实际需要、社会大众接受音乐的实际需要,从音乐教师和音乐文化管理者的工作实际需要,从社会和民族国家对音乐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求并表述音乐教育目的论与方法论的音乐教育哲学。

周小燕先生民族音乐艺术精神论析

周小燕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堪称中国声乐教育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声乐教育家,她对演唱曲目的倾向选择、对声乐艺术归宿的解读,以及为中国声乐学派构建付出的不懈努力,无不印刻着一位人民艺术家饱含浓厚家国情怀的民族音乐艺术精神。通过该文细读周小燕先生之音乐生涯,体会、学习、发扬周小燕先生的民族音乐艺术精神。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周以诗乐化俗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来教化风俗,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的、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节夫妻间的关系,实现性别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阶层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得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比起来,诗乐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是最好的教化手段。

周易艺术歌曲音乐风格与演唱实践

中国的艺术歌曲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精品,是中国音乐文化殿堂的重要成员。中国的音乐家们为艺术歌曲创作与表演的民族化付出了艰苦努力,推进了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而作曲家周易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以周易艺术歌曲创作特色为出发点,分别从文学特色、创作特色、演唱实践三方面分析周易创作的《钗头凤》《滕王阁序诗》《报答》三部作品。

周公对周文化的贡献

董仲舒以尚文来概括周的礼文化,这一尚文的礼文化通过周公制礼作乐构建起来,并借由周公制作五经而得以保存。尽管周公制礼作乐与初创五经的历史记载并不可全信,但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还是初创五经,都体现了周文化的尚文精神,这一文化精神是通过周公以“德”为核心观念,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两大内容所构成的。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出土西周甬钟的时空分布与周代雅乐的精神特征

青铜乐钟是周代的代表性乐器,与周代雅乐的形成密切相关。西周甬钟作为周代雅乐的主奏乐器,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融合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的文明成果。在西周甬钟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时空框架、区域差异、文明演进道路差异等表现和动因,对研究周代雅乐的发展与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形成具有基础性、启示性的作用。青铜乐钟与周代雅乐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尊重传统的连续性、善于融合的创新性、不断进步的卓越性这些突出特征。

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故选择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与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周颂·有瞽》与周初乐制改革

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在武王《武》乐应该与《大武》乐区别对待,《逸周·世俘》是考订《武》乐的可靠线索。《武》乐乃系由三成万舞、《诗·大雅·大明》等乐歌三章编配而成,初步揭示了《武》乐与商代万舞、《韶》乐舞之间的渊源关系。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

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对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音乐不仅涉及贵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国家大型典礼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已初步呈现。礼乐并举,表现在现实层面上的以礼节乐,最终则表现为乐对礼的融会和超越。所谓西周礼乐政治,是以诗、礼、乐作为隐喻或象征的政治。诗、礼、乐又确实以其真实的形式贯穿于政治活动中,既作为政治的隐喻,又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手段。诗、乐、舞的层级关系将人的审美经验带入了超越之境;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则赋予了政治审美韵致,开了后世中国诗性政治的滥觞。

科学的态度需要清醒的头脑——评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一文

文章对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一文的欠当之处提出批评 ,并指出音乐母语教育需要中国乐理。

商周乐器的动物纹饰及其隐喻

中国出土商周时期的乐器,体表所饰动物纹样大致有像生动物纹和幻想动物纹两种。它们不仅是乐器的一种装饰,而且是当时人们信仰观念的外在表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由此显示出乐器的祭祀功能。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论中国“乐教”的发生

近人刘师培据传世文献认定虞舜时代即有“乐教”,且将其基本内涵理解为音乐(含歌舞)教育。考古学已经证明,新石器时代即有乐器与歌舞的遗存。不过,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虽有“乐”字,却均为地名而不指音乐,周公时代才以“乐”指称人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虽包含音乐却不特指音乐。明晰的“乐教”思想、完备的“乐教”体系及有效的“乐教”管理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虽不能说原始音乐歌舞对周代“乐教”没有影响,但二者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服务于“通天”的巫觋文化,后者是落脚于“治民”的世俗文化。前者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任何一个史前民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后者的文化精神却只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才绽放异彩。如果说“制礼”乃“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那么,“作乐”则是用以协和万邦、融洽上下、调节情感的文化创制,其旨则在让周人这一“道德之团体”在宗法封建的制度环境下享有和谐生活与艺术感受,培育出快乐精神,以保周天下的长治久安。因此,“乐教”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制度保障,培养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民族性格,故值得特别珍视和努力弘扬,以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结构较为简单,既是一种常见的"启+乱"式的循环结构,而且能够反映出西周初期的诗乐面貌。其乐章结构较为特殊,但从简的形制及背题简号、篇题、第二遂的"通启"记载以及"序"与"用乐"角度分析,可知该颂通体是一篇完整的乐章,而非两篇之拼凑。再由该颂产生之背景与使用的场合、《敬之》毛诗"序"、与《大武》比较以及该颂的内容解读等"外证"与"内证"考证,可知该颂之作者为周公与成王。《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同时验明了西周乐制中的一些问题,如"九遂"制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九遂"用乐既有其乐制的意义,还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代乐学:中国古代乐学的第一个高潮

中国音乐文化具有久远的渊源。乐在周代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学问。涉乐论著叠出的周代,形成了关于乐类、乐律、乐论(乐本论、乐源论、乐人论、乐肜论、乐评论)乐史、乐教等至少五种专门化的学问,初步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乐学体系。周代乐学是中国乐学的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