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从《负暄闲语》看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池州市东至县周氏家族百年来人才辈出,家族鼎盛,在这辉煌的背后,先祖周馥功莫大焉。周馥为晚清一代名臣,政绩突出,能诗文,撰有家训著作《负暄闲语》一书,影响尤为深远。对周馥家训《负暄闲语》中体现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三个方面的礼学思想进行分析,并讨论周馥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有助于坚定文化信仰和传承,对于现代家风建设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宁夏彭阳姚河塬城址Ⅰ区北墓地M1、M2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

姚河塬城址高等级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北部,总计有西周墓葬40座,其中墓地中部有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可称之为“组墓葬”。M1、M2组墓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底设有腰坑并殉狗,出土随葬品以原始瓷器、玉器、蚌贝器为主,但器物多残碎,系“碎物葬”,出土人骨皆散乱置于墓葬各处,表现出姚河塬墓葬区特殊的葬制葬俗,为研究西周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周代礼文化融入大学思政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周代礼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和文化底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性精神。通过创造性转化这些精神资源,将其融入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不但能拓展礼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内涵,而且能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理念。科学合理地处理大学思政课与周代礼文化的关系,对于提升大学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塑造当代大学生情感价值意义非凡。

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道教斋醮科仪对周礼祭祀体系的接受及其意义

道教斋醮科仪虽起源于下层民间中的巫祝仪式,但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了先秦周礼祭祀礼制的内容。道教斋醮名称源自先秦周礼,道教斋醮祀神对象及祀神方式多以先秦周礼为基础,道教斋醮器物大多承袭先秦礼制器物规制,道教斋醮礼意也多沿袭先秦周礼。这种长期而广泛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行为,实际上显示出了道教对于世俗规则的屈服。它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并为道教争取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改火说”与唐代寒食诗的兴盛──中国古代民俗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

初唐官方视《周礼》为寒食最初起源的"改火说",消除了此前由"介子推说"所造成的寒食与儒家礼的对抗,不但奠定了寒食在唐代发展的合法基础,而且还带来了唐代寒食诗的兴盛。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略论东周用豆制度

本文梳理了文献中关于豆、笾、登等器物的记载,将与其有关的的制度、规范同考古发现的实物相互对照,确定不同器形的功能与种类,最后指出中原地区铜豆的使用主要遵循《周礼》一书的记载,而楚国的漆豆则遵循《礼记·礼器》篇中的记载,这对于三礼文献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郑玄《周礼注》比、兴观念产生的根源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 ,“兴”可美也可刺 ;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 ,逻辑混乱 ,观念不清。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 ,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 ,解释角度不同。当时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比、兴加以解说 ,郑玄《周礼注》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角度解说。其三 。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故选择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与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