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周代占筮《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用,但太卜、筮人、筮史之外的周人似更喜筮用《周易》．与此同时,周人大量语用《周易》,显示了《周易》在社会上超出卜筮职能范围的广泛传播、接受与应用．其传播方式除口耳相传外,已经出现书面传播,并伴有阐释文本,即《易》传,可见《易》学乃至《易》教的兴起．《周易》能够成为“六经”之一并传世至今,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左传》对《荀子》音乐理论的影响

《左氏春秋》在三方面启发荀子（《乐论》）。首先，音乐贵平和。《左传》叙述以和为名的良医类比音乐与医药，晏婴主张调和五声令人心平德和；泠州鸠提出“和声”入耳藏心，反对乐音过度强弱。荀子亦重和亲、和敬、和顺。其次，音乐产生伦理政治效益。晋侯力言音乐稳定德性，士强调“乐和”则可用。荀子洞察音乐中平可使人民谐协。第三，音乐披露国家境况，如吴国公子季札从《郑风》侧重男女琐事而正确预测郑国将亡。荀子主张“和乐而不流”，以“流”形容郑国音乐式的淫荡。

《周易》句读辩正四则

关于《周易》中各卦爻辞的句读,学界争议较大。正确的句读是准确理解《周易》语言的重要保障。结合该书的成书地安阳的方言、上下文语境以及语篇结构考察可知,其《无妄.初九》之"无妄往吉",正确的句读当为:"无妄往,吉。"《泰.九三》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当断为:"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井.九五》之"井冽寒泉食"当断为:"井冽,寒泉食"。《既济》之"亨小利贞"当断为:"亨,小利贞。"

张裕钊论《周易·系辞传》的分章

该文简述了李光地对《周易·系辞传》的分章及张裕钊对其分章的总议,介绍了张裕钊对《系辞传》分章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分章,说明了张裕钊与吴汝纶在《系辞传》分章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从而突现张裕钊论《周易.系辞传》分章这个主题。

《易·序卦》的伦理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序卦》是《易传》的其中一篇,是解说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一篇文章。尽管它的解说有许多地方未免牵强,但它根据天地自然规律推衍出了许多人伦原理,如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上下尊卑关系等。同时它还根据卦与卦之间的先后次序,用简明而又寓含哲理的语言推衍总结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人事的基本规律。这些基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哲学阐发对今人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关于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的几点辩驳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的真实身份至今未有定论。在各家考证中,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通过多方面论证,最后得出西周生即为蒲松龄的结论。但胡适论证中仍旧存在缺失,即故事结构相似的联想、执着于求同避异而产生的漏洞、沉浸于自说自话的揣测,沿着胡适考证文章的行文脉络进行辩驳,在胡适论证的基础上开掘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他的最终结论提出质疑。本文立足辩驳,对于作者的真实身份问题存疑而不解惑,试图在《醒世姻缘传》作者争议问题上提出需要继续思考的角度。

《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考

本文从韵目和收字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和比较了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二书之间的异同之处，指出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一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怀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直接来自于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

《左传》、《国语》易例于《周易》之文本意义

《左传》、《国语》所载之易例,向为历代易家所重视。其间在“卜史”名义之下,掌易者实际身份之差异及《易》之实际应用方式之差异之于考察春秋时代或谓《左传》、《国语》时代《周易》文本之传播、接受及其形成情况皆负重要意义。 ．

不谓其是,不匿其非——尚秉和、李镜池治易路径比较研究

作为20世纪易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尚秉和、李镜池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研究旨趣的差异,他们的治易路径有许多不同之处:尚秉和毕功于"象",以"尊古"、"合观"、"重象"以及"考据"的路径进行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李镜池则倾力于"史",以"疑古"、"分观"、"轻卦"以及"实证"的方法,尝试还原史料、文献以揭示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通过比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尚秉和、李镜池的治易路径和易学思想,从而为未来的易学研究提供借鉴。

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新解--兼《易传》经学史节点考析

对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的理解,涉及现存《周易》通行文本的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关于《周易》经、传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易经》作于殷末周初、《易传》(十翼)作于战国时期。这其实是决定现存《周易》文本结构层次的根本因素。这种两分法,起码在彖传、象传的定位上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如果从文本形成时段角度考察,《文言》的位置也有移至全书最后、与《序卦》《杂卦》配伍的可能。

王夫之的《周易》研究(续)

王夫之诠释《周易》,遵重传统训话、训释,而不拘泥于传统,呈现王夫之研究《易经》的卓识与其不同于《易》学诸家的解读异彩。本文略举数例,期望人们对王夫之在《易》学方面的研究有所了解。

《周易·系辞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发覆

《周易·系辞下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说影响极大。历来注家多以郑玄、虞翻、韩康伯注为据,以“垂衣裳”为创制衣裳,“盖取诸乾、坤”为以“衣裳辨贵贱”,实属谬种流传。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逻辑分析来看,王充的“‘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说、张载的“君逸臣劳”说、郭雍的“法乾坤易简”说才是正确的解释。

再读帛书《系辞》

本文继续对帛书《系辞》下半部分进行了解读,一方面在对照今本《系辞》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帛书《系辞》中异于今本或晦涩难解之字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另一方面,由帛书《系辞》之易旨,结合历史背景,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由帛本"易有大恒",及师卦"开国承家"一句的今、帛、竹本异文,探讨对刘邦、刘恒、刘启之避讳,以证今、帛本确为汉人所抄成;今本改"爱民安行"为"禁民为非",体现了儒生们在整理今本《系辞》时,为迎合皇权政治的需要所进行的文字修改;观象制器章中,针对观离卦之象"作结绳而为罔罟",结合今本《说卦》、帛书《衷》篇、清华简《筮法》等资料,探讨离卦作"罗"为水、而坎卦为火的古义。与今本《系辞》相比,帛本缺少"大衍之数"章,我们认为,此非帛书本漏抄,而是其原本就无此章内容;今本之"大衍之数"章乃是汉代博士整理《易传》时所添入的。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读帛书《系辞》

本文系对帛书《系辞》前半部分的解读,在对照今本《系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帛书《系辞》中异于今本或晦涩难解之字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进而,由帛书《系辞》所释之义,结合汉初历史背景,参照汉魏诸家易说,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帛书《系辞》以"马"代"象",当源自古《易》图,是"马龙出而大《易》兴""法之画八卦"的"马图""马龙"之简称;帛本"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今本为适应"独尊儒术"后皇权"官学"的新身份,改"众人"为"圣人",当以帛本为是,证明今本《易传》经过了汉初修订;今本《系辞》多出"冶容诲淫"一句,考前后文义及所释经文,应是当时整理今本《系辞》的儒生们之随意发挥。

《周易》哲学的道德论诠释——试论“章门弟子”缪篆的易学思想

民国时期学者缪篆平生精于易学,他以"德"这一哲学范畴作为解读《周易》的核心理念,认为《易》之"元亨利贞"即相应于道德论上的"仁义礼智",系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所在,可统御三教九流众家学说。并从《周易》中演绎出一套庞大严整的囊括"主德目""从德目"之道德哲学体系,兼与西方伦理学思想进行比较,寄托以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

《易传》解《易》方法析论

本文通过《易传》来研究解《易》方法,共分四个部分:一、认为卦名反映一卦之主旨,《杂卦传》《大象传》为探寻卦名意义作过若干努力。二、认为《大象传》反映《周易》之精髓,它揭示了《周易》以六十四卦为形式探讨在不同的境遇下,君子所应具备的境界。三、《说卦传》揭示了《周易》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四、《彖传》《系辞传》揭示了"当位"说、"得中"说、"正应"说、"贵贱"说等解卦方法。

宋代易学中的数字五——以朱震为中心

宋代易学中,小衍之数、河洛中五之数、五方五位之数均与数字五有关。朱震所谓小衍之数,系叁天两地之数,其说主要承张载而来,小衍之名可能得自《关氏易传》或邵雍。朱熹所谓河洛中五之数,在关于叁两、大衍之数和体用结构的思考上与朱震小衍之数颇为相似,但更见系统深刻。朱震关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理解,应当置于其所谓《洛书》而非《河图》中才能成立。从朱震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易传》"得"与"合"的区别。

朱子易学在南宋后期的流传与发展

从朱子辞世至南宋灭亡这一历史时期,朱子易学作为一门新兴之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朱门后学成为传习朱子易学的主要力量,但已开始分化为尊朱与不尊朱两派。非朱门后学的学者,则以不盲从朱子,发明补正朱说为特色。搜集整理朱子文集、语录中论《易》遗文的著作,在此时期纷纷出现,成为研究热点。此外还有学者开展了将程朱易学著作合编为一书的尝试。以上几方面内容,均下启元代的相关研究。

形上之道如何说——以《系辞》为中心

'形上之道'意味着'道'对'形'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对视觉认知方式的超越。《周易》作为一本'书',只能以'形'的文字方式展开对'道'的言说。孔子看到了文字的局限性,提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这意味着'形上之道'能否被言说,与'圣人之意'能否显现相关。圣人以'阴阳''刚柔'来'立象'和'立道',打开了由'阴阳''刚柔'而得'道'的可能性。《系辞》认为,以'阴阳''刚柔'为言说的根据,藉助切身的感受,言说便可以超越'形'的局限性,使得说'形上之道'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