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

《周礼》国土景观的象数渊源与数理秩序解析

揭示象数对中国古代空间与自然规律的关联逻辑,是理解国土景观秩序生成的思维基础,也是传承“大国山河”独特气质的可行思路。基于上古天文历法与《周易》“象-数-理”体系,厘清《周礼》“山-水-田-城”景观以象数为媒的“敬天”思路。结合《周易》象数易理,剖析其中“结构”“等级”“单元”“均列”的空间映射模式。据此解析象数对《周礼》国土景观秩序营构的影响:从全域“辨方正位”的“山-水-田-城”结构同构与等级列位,到局域“体国经野”的土地等单元衍生与聚落均列分布,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人居理想追求。研究将为当代国土景观遗产价值提供新的认知。

《周礼》月令思想探究——以中国早期月令文献比较为中心

《周礼》中蕴含丰富的月令思想,与周秦汉初月令文献比较,有以下特点:《周礼》所载月令内容十分庞大,除有具体月事安排,尚有四季安排和以岁首、岁终、月、旬的时事安排和政绩考察;《周礼》虽具阴阳思想,但尚未形成诸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完全阴阳五行化思维模式的文本;《周礼》月令内容与周秦汉初文献虽有异有同,但异大于同。从《周礼》所记月令内容来看,《周礼》当为战国中期或以前的作品。

周礼时祭制度研究

祭祀是先秦时期的政治大事,四时祭作为常祀每年每季都要举行,但在存世文献记载中却出现祭名混乱的问题,一名多用和一祭多名的情况屡见,甚至曾出现一年举行两次冬祭的情况,对此的解释自古争议不断。对祭名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古人的生产生活,展现出对于自然和人伦的独特认识。周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有时祭荐新传统,时祭荐新的时间、品物、彝器使用等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体现了中原文化悠久的礼鬼敬祖传统,也可一窥儒家重视礼法孝治的思想渊源。

论周礼的本质

在中国文化中,“礼”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礼”产生于五万多年前,本指祭祀祖先的食物和祭祀行为,后泛指人类所有的思想文化和行为规范,其本质属性是与动物本能相对的人性。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指君子治国富民、获取私利的一系列规范,产生于古国五帝时代。周公《周礼》总结了五帝夏商时代君子的治国实践和理论,影响深远,周初至今君子治国之礼均被称为“周礼”“周公之礼”。周礼的核心有二:其一,君子治国富民,应获私利,但获利方式和尺度都应完全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僭越礼制礼法后果严重;其二,君子治国富民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履行无尽义务。君子私利有限而公责无穷,这就是周礼的本质属性。

天下秩序与城邦配置——《周礼》和《政治学》所见早期中西规划思想比较

《周礼》和《政治学》作为诞生于“轴心时代”晚期的经典学术著作,是中西规划传统的重要源头,对二者的规划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对二者的可比因素进行比较,包括:规划的空间尺度、土地的划分逻辑、城市的布局模式等,揭示二者同异并分析内在原因。认为其相同点源于规划作为一种生存实践首先要满足人类聚居的基本需求;不同点则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二者政治理想的差异,《周礼》志在天下一统,《政治学》则期望城邦自治。最后,基于规划思想的比较,讨论了中国古代规划作为大型社会治理工具的特质及规划视角下中国、希腊文明的差异。

洛邑殷民对殷礼的坚守与对周礼的认同

洛阳出土的史敏尊、史宿爵、保卣、守宫盘、竞卣、御史竞簋等有铭铜器,皆是周初被迁至洛邑的殷商遗民所作之器,铭文呈现了殷商遗民在参与周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时既坚守殷礼也认同周礼的现象。殷商遗民始终坚守殷礼,必然会对周礼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从而丰富或改变周礼的面貌与内涵。因此,殷商遗民在殷周文化交流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谓的礼乐文明并不是周人的独创,而是融汇吸纳各种文明因素的结果。

谈周礼与深衣制的形成

西周时期重礼制,周礼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建立了严格的服饰制度。深衣制的形成是从上衣下裳制逐渐过渡到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形制,受到西周社会等级规制森严的影响,深衣制是受礼、法和制度约束的一种服装制度。文章对周礼与深衣制的形成进行了研究。

《周礼》大宰官职法新说

《周礼》“大宰八法”有“官职法”,学术界从东汉郑司农之后,对“官职法”的研究几乎没有新进展。“官职法”主要包括定职能、定职名、定职称、定职掌四项内容。定职能以辨邦治,定职名以获名份,定职称以别职权,定职掌以明职责。“官职法”对应于《周礼》二十字大纲中的“分职”,与“官属法”一起,是“设官分职”的具体落实。

西周礼乐与理性精神之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理性时代的开端,其重要肌质是礼和乐,基本发展动力是礼与乐的张力互动。周民族的祖先信仰以及由之形成的人鬼崇拜和农耕情结,构成了基本族性,它为礼、乐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周礼“损益”殷礼而来,其实质不在于礼仪、礼器、礼制、礼义的革新,而在于理性精神对商代的非理性传统的改良。周乐德性内涵的确立动摇了长久的巫性传统,以乐器、乐官、乐舞为内容的雅乐制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现实保障。周代理性精神至少表现为以祖先崇拜为标志的人鬼信仰、以秩序性为征象的社会管理、以德性和谐为目标的人性追求。

《周礼》互文释例发微——中国传统互文视野下的文本内涵与《周礼》研究新路径

解读《周礼》须掌握两把钥匙,一是名物制度,一是行文体例。“互文”正是贯穿《周礼》全书的、运用于书中各个文本层次之间的、兼有修辞手法和结构体例意义的文本建构方式。这决定了《周礼》中的大量文句和大量篇章需要以互文的视角对照阅读,其根源则是为了应对“官异事同”和“事异礼同”现象将导致的重复书写。《周礼》中仅《大宰》一章便涉及互文30余处,多为前人未发之覆。由同义互文辨正训诂,由补义互文发掘隐义,足以拓宽我们对于《周礼》文本内涵的认识,同时亦可纠补郑玄、贾公彦、孙诒让、杨天宇等学术史上主流学者的误解和疏失。《周礼》“互文阅读法”将会展开一片新的文本景象,从而为经学和史学角度的元典解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经学诠释思想探微

经学诠释问题是唐代经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贾公彦的《周礼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疏曾被誉为“五经注疏”中最好的一部,该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谶纬思想加以利用和重新释解;从经学的疏解理路、话语体系、意义内涵等三个维度重新对“礼是郑学”的命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义理化阐发;在诸经互释与相互证印中发明新意。故而对此相关问题的历史还原与反思勾勒,不仅是我们理解贾公彦个人经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更是管窥汉唐经学流变文脉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論《周禮》“以爲民極”開展的民本思想

從《尚書》已可見禹繼承堯、舜以來傳賢的概念,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概念,正式開啓民本思想之先聲,也成爲後代施政規劃所取法的核心。《周禮》即借用《尚書·洪範》“建用皇極”的概念,在“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的全書宗旨中,將“以爲民極”的民本概念視爲施政者努力開創全民福祉的核心。由於以民爲本的思想,主要藉由養民、教民、治民三大方面體現之,因而本文再分别從此三大方面體現其所開展的民本思想。最後,總結《周禮》以發展民生經濟奠定王朝的根基,再以德禮之教締造講求道德的社會團體,並以“五刑”輔助治理邦國,共同促成理想社會的達成。

从礼乐互动视角探究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美学意蕴

“礼乐”互动指的是“礼”和“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关联共生、相济为用的人文特质,其源于周代礼乐文明,以中和的秩序为内在精神,逐渐演变为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审美价值体系、思维形式与意义表达。以此视角探究久为经学名目所掩的唐代“九经”之一《周礼疏》,彰显经学家贾公彦在义疏中展现的儒家审美思考。其《疏》是在唐代初年以礼乐立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主要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礼”“乐”关系、“礼乐相济”等论题加以继承与补充,在对律吕、礼器等的诠解中申发了礼乐“中和之美”,还就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是儒家美学和礼乐审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官修科举教材,其对唐代及后世的礼乐文化建设给予影响深刻,美学意义不可忽视。

明代求新求变思潮下的《周礼》学研究路径

在阳明心学、疑古思潮以及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明代《周礼》学研究相对发达,其主要研究的热点议题有两点:一是《冬官》未亡说,二是《周礼》真伪说。明代《周礼》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三方面:一是明显受理学、心学影响;二是读书人有较强的家国情怀,比较重视将《周礼》研究与现实社会相联系;三是诠释经典通俗易懂,择善而从。

论郑玄对朝贡体系的理论阐释——以《周礼·大宰》“九贡”郑注为例

郑玄对于《周礼·大宰》“九贡”的注与郑众(郑司农)展现出很大的不同,其通过注“九贡”对朝贡体系进行了独特的阐释。郑玄的阐释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严格区分“岁之常贡”和“因朝而贡”;其二,以《尚书·禹贡》解“九贡”。后世多有以考证、训诂批评郑玄“九贡”之注者,实是不理解郑玄阐释之整体性。然郑玄解“九贡”亦存在不足,由于过于追求理论的圆满性,郑玄的阐释似有“文本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其阐释不具有实践性。

“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

《周礼·牛人》郑注所谓汉代“屠家悬肉格”,古今学者都曾探讨过其形制,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前者按照结构特点,又可分为两竖一横式和行马式两种。地面起竖式悬肉格多具备可移动特点,屋梁下垂式则一般为两竖一横或多竖一横,且固定不可移动。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楚简《容成氏》有关“炮格之刑”的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蜀石經所見《周禮·考工記》文本管窺

唐石經被稱爲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蜀石經是否與唐石經同祖太和舊本,以及蜀石經對後唐長興本、宋景德本以下有何影響,都是經典文本流傳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以蜀石經《周禮·考工記》殘拓爲對象,從文獻和文字兩方面考察,推知蜀石經與開成石經同祖兼有經注的太和舊本,唯開成石經僅取其經文而略加校勘,蜀石經則兼取經注,故蜀石經注文大致是太和舊本的面貌;長興本注文是在太和舊本基礎上廣收衆本再經校勘的文本,所以與蜀石經注文有不小的差異,張■《石經注文考異》是其見證。蜀石經注文中略可窺見唐代太和本以前的一些影子,但其校勘粗疏,留下不少譌誤。

《周礼》女史考

《周礼》女史一职,前人已有关注,但仍有一些争论未决。现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材料,考述《周礼》女史职数及疑义,重点梳理郑玄与孙诒让等前人对女史身份究竟为女奴还是良家妇女的争议,分析其分歧之原因在于女史来源有三:一,来源于良家妇女;二,来源于从坐之女子;三,来源于战俘之女子。因前人对女史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故对女史身份有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