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的修辞解释方式

《周易正义》注重运用修辞方法、修辞原则、修辞功能与效果等方式解释《周易》经、传、注,从而一方面维护了《周易》作为经典的恒定性以及作为解释天道、人事的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尽可能阐发独到的微言大义。

《周易正义》的刑罚适用原则探源

在严格区别《周易》、王弼《周易注》及《周易正义》三者不同思想的基础上,厘清《周易正义》所蕴含的法律思想是《周易正义》法律视角研究的当务之急。作为《周易正义》法律思想的表征体系,《周易正义》中的刑罚适用原则可简述为: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轻刑原则、重刑原则。这些原则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

论初唐政风对经学一统之影响

唐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仅促成经学的统一，也赋予了唐初经学家以自信的人文情怀和开放的经学意识，因而在对经学的整合与融通之中，能融合儒、释、道诸说，突破前人的门户之见和“师法”局限。崇儒尊孔的传统重新回归到文化主流之中，经学正是在此时经唐人的融合与变通，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和较为一致的认知。

论日本长泽规矩也《周易注疏校勘记补遗》的特殊价值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作《周易注疏校勘记补遗》,以静嘉堂文库所藏元龟天正间《周易正义》旧抄本为底本,参以其他资料,订补阮校之阙讹,极具学术价值。但迄今尚没有人对长泽氏的这一成果进行专门的讨论。长泽规矩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据以校勘的单疏本为日本旧抄本,这一旧抄本的优越性首次得到揭示;长泽氏另一独到之处是对刘承幹的《周易正义》单疏本的进一步校勘,这一校勘超越了刘承幹的《校勘记》。长泽规矩也的第三个独到之处是据以校勘的十行本属十行本的较早印本,这一印本早于阮元所见十行本,因而对阮元《校勘记》有重要的补充和订正作用。

从《周易正义》到《周易要义》:“以纬证经”的存与化

唐代孔颖达奉敕撰《五经正义》,以王弼、韩康伯易注为本,同时兼顾郑玄易注,并引用纬书。北宋欧阳修上疏宋仁宗要求删尽五经注疏中的谶纬之言,至南宋魏了翁撰《九经正义》才告完成。然而自西汉立五经博士,纬书是解经的重要参考且为经师必习。在天人感应的知识背景下,“纬”极而“谶”,是术士干禄和统治者自济的工具,从而“谶纬”并称,以虚诞惑众闻名,虽屡禁而不绝。《周易正义》所引纬书涉及天文和人文,言赅义精为后世公认,大部分被魏了翁《周易要义》继承,可见所谓“去谶纬”并非凡“纬”必除,而是切断经义推衍禨祥的纽带,反映出自然知识逐渐剥离于人事的观念。后朱熹《周易本义》首列易图,《周易》再次兼容天道和人道,谶纬自行刊落于经学。

论《周易正义》上下篇之差异

《周易正义》的上篇(前三十卦)、下篇(后三十四卦)在解释格式、思想倾向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张力。具体而言,与上篇相比,下篇的解释格式更为严整,注重通过固定的易例、科段对经文的层次进行划分,而这种做法较少出现于上篇。上篇通常从物象、人事两个维度来解释卦爻辞,而自下篇首卦咸疏开始,并举物象、人事的解释模式就不再出现。上篇重视对元亨利贞四德的阐发,而四德在下篇的解释中并未充分展开。自然概念在上篇中频繁出现,自然之理是上篇思想体系的枢纽,但这种观念又为下篇所无。上篇认为天地是"合体"的一元,天地具有即现象即本体的特征,下篇认为天地"体乖而用合",更倾向于从形体对待的形下视角来理解天地的关系及其生成活动。另外,《系辞》疏在思想倾向上与上篇更为接近。这些张力为我们理解《周易正义》的文本结构和思想体系之构建提供了重要的进路。

《周易正义》文本建构考论

《周易正义》文本的最终形态是遵照《周易正义序》、经由众家之手逐渐建构而成。《正义》先为长编、后作删补的编次痕迹在语义断裂、缀文窜乱及重复疏释的行文结构中有迹可循。在《序》文中,孔颖达拟定了该书的纂修旨要,“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是其核心。“八论”又以“十翼”之传和传《易》之人重塑了孔子《易》教的原理框架与传承谱系,为《正义》奠定了理论依据。然而,“宗孔”所恃之孔传在解经原理上各不相同,无法对经、传、注皆形成有效统摄。王弼《易》注困于“宗孔”为先的经教理念与疏文拆解的形式桎梏,只得沦为格式化的串讲。《正义》又在未明王注原理的情况下曲解其文,遂致疏文释义不明。后人对《周易正义》“空言诠句”的观感,并非由王弼注文引起,而是源自《正义》本身困于“宗孔”“尊王”的纂修宗旨,终未完成统一异义的刊定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