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易传》中的君道思想

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因此在《程氏易传》中关于君臣之道的表述屡见不鲜。借助于对《周易》中各卦居于五位之爻的注释,程颐充分阐发了其对于君主之道的思考,明确指出了作为君主所应该遵守或遵循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理解《程氏易传》中的君道观,将有助于了解程颐政治思想的某些特质。

程颐的易学解释学探研

程颐是理学的奠基人,而理学主要是在《周易》等儒家经典解释的基础上完成建构的。《程氏易传》是《周易》解释学的集中体现。他对于《周易》的解释是在突出主体意念基础上的创造性解释,这与程颐之前的传统易学大相径庭。如重视易理的阐发、重视义理而不废象数、历史的解释法等等,而这些仅仅只是程颐解易的途径和桥梁,其精神实质最终是以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存在的视野,以此来揣度和体悟圣人的精神实质,与圣人展开精神的对话,并以此作出创造性的解释,所以程颐对《周易》解释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王夫之的《易》学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结合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阐明了王夫之《易》学的渊源，指出其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并提出船山思想存在宏扬机体哲学万物相依性的部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载、二程“京师论《易》”探析

"京师论《易》"是张载与二程第一次学术交流的主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探析显示,《周易》在张载与二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张、程受王弼《易》学影响较深,都注重对《易》道的践履。作为理学的创立者,张、程早年出入佛老,后又返归六经,原因是他们需要从佛道中汲取营养,且他们有着浓厚的儒家情怀。事实上,"京师论《易》"是张、程回归儒家正统,共同致力于道学建构的开始。

《易序》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再考察——从白寿彝先生的考辨谈起

通行本《周易本义》(以下简称《本义》)和《周易程氏传》(下文简称《程传》)前各有一篇文字相同的序文,且均无署名,同时《二程集》中也收有此文,这就引发了此序作者究竟是谁以及它何以同时出现在不同著作中这两个疑问。白寿彝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此序作者既非程颐也非朱熹,并通过文献流传考察了此文被置于《程传》和《本义》卷首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白先生的成果,并且由于在周行己的《浮沚集》中发现了与此序基本相同的一篇文章,因此,后来研究的关注点多在考论此序与程颐及周行己的关系以及进入程集的时间,而未涉及它何以出现在《程传》及《本义》中的原因。回顾白寿彝先生及后来研究者的考辨可以看出,只有同时解决了此序作者是谁以及它何以出现在程集、《程传》和《本义》中这两层疑问,对《易序》作者问题的回答才是周全的。考察清《易序》从妄署、误收到误植的来龙去脉,才能更有效地说明此序作者并非程颐亦非朱熹而是周行己。同时,本问题的考辨方法也揭示出文献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周易程氏传》中的君民关系思想探析

君民关系思想是古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周易程氏传》从易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体现了程颐作为士大夫所具有的政治关怀。从民本思想、君道思想以及君臣关系三个方面,可探析其中的君民关系思想,并彰显其中对民的关怀、对君的规劝以及其尊君的本质。

汲取程氏理学精华 促进易学大用转化

程氏理学内容丰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无疑构成中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氏易传》是程颐研究《周易》的主要著作,为陆王心学及程朱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宋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奉为正宗。通过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可以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程颐《易传》成书流传新论

元祐年间是程颐注《易》的活跃期,其《易传》在元祐二年(1087)以前已成书,但未完善。程颐生平二次入蜀,闻成都隐者说未济卦是程颐早年之事。程颐晚年不轻传《易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关,主要是出于谨慎、严肃的著述态度,门人的讨论意见是《易传》修改的助力。程颐临终前仅把《易传》手稿托付给张绎一人,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的相关记载有误。尹焞在校对《易传》文字、澄清《易传》真伪等方面有极大贡献,不仅吸收了张绎、高闶的成果,还纠正了吕本中、谢良佐等人怀疑《易传》非全书的错误。

论《周易》文献在韩国的翻译现状

韩国易学界对于《周易》的翻译,从文本对象角度大致可分为对原文的直译与解说、对注解书的翻译和对易学古典的翻译,从翻译主体角度又可分为个人翻译和机构翻译。个人翻译是特定人物经长时间研究后进行的翻译行为,对文献透析的缜密度较高;机构翻译具有在短期内进行有组织、有系统地完成个人力量无法承担的规模化研究之优势,但也存在微观性研究不足的情况。韩国1967年首次出版《周易》韩文版,至20世纪80年代共出版11部《周易》译注书,这一阶段的翻译以译注书为主。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发行的《周易传义》,标志着《周易》注解书首次被翻译出版。当下韩国对易学文献的翻译主要是从中韩两国的书籍入手,易学研究的热度正在逐年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