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安书院朱集出版的类型及影响

夏玉麟、汪佃《建宁府志》载建安书院创建时间为嘉熙二年(1238),黄仲昭《八闽通志》载为嘉泰二年(1202)。结合史料考证,其创建时间应为嘉熙二年(1238)。王埜奉理宗之命而建,祭祀朱子而用。建安书院建立之初,除承担传统书院祭祀功能外,还从事出版活动,以理学书籍为主,尤以朱子别集为特色。所出朱子别集为存世朱集之祖本,意义非凡。该集分《正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是研究朱子文学创作及理学思想的原始文献。是集出版,各地效仿雕印,士子争相阅读,扩大了朱子文学与理学思想的传播。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朱升及其《朱枫林集》

朱升是元末明初新安著名理学家和明初政治家,所著《朱枫林集》,不仅是一部理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新安重要文献史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体系。

金声玉振显品格,创新趋优呈高远——学术史视野中的朱德发教授的学术成就

朱德发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新中国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他被同行称之为"学术劳模",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博大的人文胸怀,其创造性成果呈现出创新思维。他从五四文学研究出发,以人为本,以文学史建构为主体工程,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他为领军的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学术团队是一支梯队合理、实力雄厚、成果卓著、影响巨大的学术队伍。《朱德发文集》代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的高度,表现了他敢于而且能够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回应现实的气魄与精神,展现了作为老一代学者代表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

史通·史识·史心——评朱德发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在《朱德发文集》中,最让人看重的是文学史研究部分。这不仅因为文学史研究占据着文集的大部分篇幅,而且还在于朱德发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以自己独到的文学史观为引领,以扎实、缜密的文学史现象分析为构件,以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创新和局部开掘为标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史通"、"史识"和"史心"。

思想与文献:程氏《文集》的校订与朱熹中和说

朱熹的中和旧说与新说虽各有新创,但都能从程颐那里找到源头。其中和旧说形成于乾道二年,主要是受到程颐早期"凡言心皆为已发"思想的影响;而朱熹乾道三年的湖湘之行对其中和思想的转变有着重大作用。朱熹赴湖湘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与张栻面论程氏《文集》的校订,在此前后他通过对程氏《文集》善本的确定和精详研读,终于认识到"心为已发"是程颐前期的思想,不可执以为据,转而认同了程颐《与吕大临论中书》中以寂感、体用言心的说法,并进而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分指性、情,且心统性情,于是形成了他的中和新说。故而修订程氏《文集》虽不是朱熹中和新说形成的唯一原因,但此中的影响却不能小觑。

《朱氏传芳集》的编纂特色与史料价值

内、外集平分秋色与撰写人物履历目录,是《朱氏传芳集》最大的编纂特色。其不仅是广东南海九江朱氏族人的作品集,更是外乡人写赠朱氏族人的作品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岭南名儒朱次琦、岭南诗社和南园诗研究的深化、拓展,是其史料价值的主要体现。

论《朱子文集》异文中的同义词类型

宋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是编订于朱子生前的现存最早的朱子文集,与现今通行的四部丛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之间存在大量的异文,其中有一部分异文是同义词关系。文章从词形的角度分类研究《朱子文集》异文中的同义词。

试论《昌黎先生集考异》创作的理学目的

《昌黎先生集考异》作为朱熹校勘学的代表,钱穆认为其"超前绝后","开出后来校勘学上无穷法门"。但朱熹并非为校勘而校勘,其根本目的在于借校勘韩文来批评韩愈的儒家经学思想并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过批评韩愈不懂"践履玩味",提出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仁义道德"的方法;通过批评韩愈不讲道之体,只"说得用",提出道乃"古今共由之理";通过批评韩愈"举说《大学》,而不说‘致知在格物’",提出格物致知是《大学》所包涵的重要内容;通过批评韩愈"论性不论气",提出论性必兼气、性气相依存的观点;通过批评韩愈"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提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观;通过批评韩愈不重涵养省察自身修养,提出以"存养省察"为重要内容的道德修养论。

徐乾学、朱彝尊与《永乐大典》辑佚

清代学者最早何时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向来为学界所重视。前贤认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辑录《大典》之议”,甚至将其推为“清代倡议《大典》辑佚第一人”。但从《补刻编珠序》一文看,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并有“刊录颁布”的想法,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与徐乾学过从甚密的朱彝尊曾寻访《永乐大典》,且收藏过辑自《永乐大典》的易祓《周礼总义》。《周礼总义》可能是清人最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典籍,但具体辑佚人物、时间和动机尚难考知。《永乐大典》在康熙朝重新受到学者关注,背景应该是当时官私层面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

朱骏声《传经室文集》易学探究

《传经室文集》是清人朱骏声唯一的文集,收录了不少其晚年时编撰的易学篇目,和小学烙印深刻的《六十四卦经解》多有不同。朱氏《传经室文集》以天文历算解《易》,宗汉易而不泥汉易,考补《易》中地理史事,体现了朱氏研《易》的动态历程及晚年治学重心的转变,并为提炼、总结其易学思想提供了丰富材料。其以天文历算解《易》和考补《易》中地理史事反映了清中期以降易学研究新方向的兴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新巧之外:《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朱熹、吕祖谦的文理之争

吕祖谦任太学博士期间,对三苏论体文进行细致绎读而编选《东莱标注三苏文集》。这一文章选本创造性地使用标抹符号以揭明主旨、划分段落、勾勒大意,是评点第一书《古文关键》的形态滥觞。以三苏文章为中心,朱熹与程洵、汪应辰、芮烨、吕祖谦等人展开激烈争论,他秉持排他性道学立场,抨击苏氏学术驳杂、政治摇摆、人品浮华,却也无法忽视苏轼作为“科举之宗”的文章史地位存在。吕祖谦则坚持文理会融的思想,力图弥合性理与文章之间的罅隙。吕祖谦通过标注三苏论体文,推扬其积极修辞效用,抉发其格法意义,推动了科场论体文写作的规范与定型。

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

《克斋记》是朱子为其友人石子重之克斋所作,以申发对孔子"克己复礼"的理解,曾历经数次修改,最终的定本为通行本《朱子文集》所见《克斋记》。该文是朱子中年仁学思想的代表作,与其《仁说》成书于同一时期。文章仔细分析了朱子与时人通信中的有关论述,尤其通过将沉埋近八百年的宋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所存的《克斋记》初稿与《朱子文集》中的《克斋记》定稿详加勘比,揭示了《克斋记》在改过程中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克斋记》诸本之间、《克斋记》与《仁说》之间在思想上的异同作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