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回归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再重写的必然方向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动文学史从革命史框架中走出来,文学史与革命史的分离对于文学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两者分道扬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文学史观念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否定了革命的意义,把现代文学的成就错误地归功为反动政府的功绩,另一种照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标准,与社会现实脱节,舍弃了根本的内容层面,陷入单纯的形式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偏离了重写文学史的本意,把文学史编写引入了歧途。重写文学史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认识到偏离革命的错误之后,要在更高层面向革命回归,回到现代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现代文学主流,客观评价革命文学思潮的历史地位,建构历史与美学双重标准下的新文学史框架。

恽日初蕺山学诠释中的朱王折衷色彩——兼谈来自黄宗羲的批评声音

恽日初虽是刘宗周的重要弟子,然因其出身东林学派,故所编《刘子节要》的体例,及其附录的《行状》、《高刘两先生正学说》等文章的学术主张,都体现出朱子学与阳明学折衷的色彩.黄宗羲则在《明儒学案》中指出,恽日初排斥刘宗周意为心所主的观点,其实并不懂蕺山学.恽日初与黄宗羲的学术纷争,其实并不止于所谓蕺山学的诠释权之争,背后还有从东林学派开始的朱王折衷的学术倾向等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