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推尊周敦颐考论

朱熹推崇周敦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理论兴趣;第二,李侗的影响;第三,湖湘学派的影响。朱熹在周敦颐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有独到的贡献,一是具体说明了濂溪学为二程学所自出;二是具体论述了《通书》与《太极图》的关系。

先秦子学到宋明国学的诠释理路——朱熹《太极图说解》的理学述略

朱熹处在中华国学南北转换时期,继承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及子学讲习模式,重新以理学的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学术宗奉二程,明确地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融合宋明道学中的诸多问题,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完善国与学的进一步建构。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

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版本与内容的修订

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考证,并对其版本与内容进行了修订,朱熹校定完成,史称"建安本",书名定为《太极通书》。对《太极图说》的内容进行的修订,将卷首的"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无极而生太极"改成了"无极而太极",将太极思想本体化。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释与创新,实际是在构建自己的太极本体论思想。

论伊藤仁斋对周敦颐《通书》的诠释——以《通书管见》为中心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指出周敦颐以诚为未发之实理,与朱熹所谓贯通未发已发的天理有所不同。在人性论上,关于五常,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指出信是为四德所规范的行为,不可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关于善恶,指出朱熹以性属纯善的未发之理,以情属有善有恶的已发之气的观点不符合周敦颐的本义;关于五性,指出周敦颐将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德也是指已发而言,非朱熹所谓未发之天理;关于复性,指出周敦颐所谓"复"是复归于"诚"这一性命本源,非复归于仁义礼智之道德规范,并认为周敦颐人性论中已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提倡无欲主静的消极工夫,与先秦儒学的积极有为精神不符。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中日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阐释的比较研究

在宇宙本体论阐释上,朱熹以太极为理,黄宗羲以太极为元气。伊藤仁斋以无极为理,以太极为元气,表明周敦颐的太极说处于汉唐的太极元气说与宋代的太极理本论间的过渡阶段。在修养工夫论阐释上,伊藤仁斋批判朱熹的理性论及其以四德强解中正仁义的失误,指出朱熹隐盖无欲说的异端本质,同时也不符合孟子的寡欲说,并依据先秦儒学否定了宋儒基于体用论观点的主静说。黄宗羲则认为中正仁义是指性情发而中节,并依据理欲一元论解释了周敦颐的无欲说,以循理为静与不妄动说解释了主静说。总之,朱熹的《太极图说》阐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阐释路径,黄宗羲的阐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阐释路径,伊藤仁斋的阐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古学阐释路径。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周敦颐《太极图说》哲学阐释的三条路径——以朱熹、黄宗羲、伊藤仁斋为代表

在宇宙本体论阐释上,朱熹以太极为理,黄宗羲以太极为元气,伊藤仁斋以无极为理、以太极为元气,表明周敦颐的太极说处于汉唐的太极元气说与宋代的太极理本论间的过渡阶段。在修养工夫论阐释上,仁斋父子批判了朱熹的理性论及其以四德曲解中正仁义的失误,指出朱熹掩盖无欲说的异端本质,同时也不符合孟子的寡欲说,并依据先秦儒学否定了宋儒基于体用论观点的主静说;黄宗羲则认为中正仁义是指性情发而中节,并依据理欲一元论解释了周敦颐的无欲说,进而以循理为静与不妄动说解释了主静。总之,朱熹对《太极图说》的阐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阐释路径,黄宗羲的阐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阐释路径,伊藤仁斋的阐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朴学阐释路径。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

周敦颐与朱熹对《复》诠释的异同

周敦颐以静解《复》,朱熹则以动解《复》,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根源于诚本论与理本论。周敦颐以诚为本体,倡主静的修养工夫,即复回本体之静;朱熹则以天理为本体,倡静中存养工夫,即《复》的阳动之生机。究其实,二者对《复》的阐释都重视天地之心的恒常不已,都以儒家的道德价值为旨归,这是二人共通之处。

周敦颐的定静工夫医学实践之可能--以朱丹溪治郁思路为视野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代人患郁症的概率也在增加,郁症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元朝朱丹溪认为: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能疗,须诊察由以平之。认为各种疾病多起于郁,他把郁病分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认为郁病病因不外情志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当脏腑气血等内环境紊乱时,又影响到人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如善恐、易怒等。那么防治郁症就成了重中之重。周敦颐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的方法,也就是将中正仁义之理定之于心,使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以“中正仁义”为标准,让人心归于静,无欲而有主,从而能够应对事物之变,且不会被外界的物欲之“动”所蒙蔽和浸染,以静制动,从而使人体不受外界影响而达到“定”的状态。

浅析周敦颐所论性之善恶

众所周知,理学对性的讨论,通常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两个角度展开,而此论性之功常常归于张载与二程。而实际上,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的开山祖师,其论性之说已然触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而其善恶之说并非伦理上的判定,而是气质上的多寡,其论性以中之性为至善,其论修养工夫的最终目的也是使人归于性之中。而后世理学家,如闽学的朱熹和湖湘学派的张栻等人,在理解周敦颐论性说上产生了分歧,这也从侧面说明其说影响之深远与广泛。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杭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清稿本《〈西游记〉记》作者、批语及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怀明"批注的抄稿本《〈西游记〉记》是现存清代七种《西游记》批注本之一。此前虽有学者关注和研究过此书,但其作者"怀明"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一直是未解之谜,其学术价值也尚未获得充分认识。结合浙江图书馆所藏部分资料考证可以确定:"怀明"就是晚清浙江会稽学者朱敦毅。除《〈西游记〉记》外,他还有《老子〈道德经〉参互》《庄子〈南华经〉心印》《六壬灵镜》《槐荫小庭诗草》四种著述留存至今。与清代大部分《西游记》批注本类似,《〈西游记〉记》的批语也是用道教内丹学来诠释《西游记》,但又独具内丹学南宗特色,更准确地揭示了《西游记》中部分内丹学术语的内涵。《〈西游记〉记》对《西游记》及其批评史研究、朱敦毅及其著述研究均具有独特的价值。

伊藤东涯“古义”视角下的《太极图说》研究

伊藤东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朱熹《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太极图说》的本义,周敦颐以无极为理、太极为气,"无极而太极"即"理生气"之意。"太极""阴阳"本质上皆为一气,"太极生两仪"之"生"是指分化而非创生。朱子则基于理气论释"太极"为理,释"太极"与"阴阳"为体用关系。另一方面,《太极图说》亦有违儒家经典本义。宇宙论、本体论皆非原始儒学内容;《太极图说》明言"五行",而五行并不见于《周易》经传;"主静"工夫源于道家,与《周易》崇阳抑阴的精神不合。伊藤东涯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古义学派"的特点,但他的解读也不能尽合《太极图说》之本义。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