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豳风·东山》虫名考释

《诗经·豳风·东山》中的虫名解释存在不同的观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昆虫学知识,本文提出了新解释。“蜎蜎者蠋”中的“蠋”应为“人工放养的家蚕”,“伊威在室”中的“伊威”属于鼠妇,如光滑鼠妇、多霜腊鼠妇以及卷甲虫科的普通卷甲虫,而“熠耀宵行”中的“宵行”属于萤火虫。“鹳鸣于垤”,应为“鹤鸣于垤”,其中的“垤”应为白蚁冢。

语言主观性的哲学考察

语言的主观性是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一般是从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三个方面探讨语言其体现。对于这些体现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语言的结构和运用上,而从哲学角度进行的考察还不多见。本文正是基于哲学视角,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观性与主体性两个方面初步探索这一主题。文章指出,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相互关联的共存要素;语言不是工具意义上的主观性或主体性表现,它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本真存在的家园,人和人的生活世界与语言探索具有同一性。

试析《隆中对》兼论关羽之失

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便提出《隆中对》,为刘备指出发展方向和治国方略。《隆中对》前后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劝告刘备不要与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争锋;要与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结盟,不要为敌。指出刘备的发展方向是占有荆州和益州。后半部分为刘备指出五点治国方略和战略部署:(一)联吴抗曹;(二)跨有荆、益;(三)西和西戎,南抚夷越;(四)内修政理;(五)两路出军,一向宛、洛,一出秦川。这五大治国方略和战略部署,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受到严重打击,使"跨有荆、益"和"两路出军"的计划落空,吴蜀联盟中断,但诸葛亮在"联吴抗曹"、"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方面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开发四川、云南、贵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王维《竹里馆》的不同理解与英译探析

王维的《竹里馆》虽然短小精悍,却展示了复杂的主题思想。对于这首诗的不同理解与英译,代表了对王维思想境界与诗歌创作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表现的是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王维一生也是在顺境中度过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展示的是诗人极端孤寂哀愁的心境,而王维一生是在官场的险恶环境中度过的,充满了孤独、寂寞和愤懑。无论从王维研究、翻译研究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对《竹里馆》的理解与英译进行梳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

文摘关于《管子补注》的刊刻年代,前人论说多有不同。本文认为:《管子补注》的作者为明代江夏人刘绩,大约刊刻于明弘治年间。郭沫若认为该书是“辽人著书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其所依据的宋讳、辽讳、金讳并不可靠;丁日昌、莫友之称其为元刊本,是将黄丕烈所说“元(原)版”之“元”误解为“宋元”之“元”的结果。

南昌城非汉高祖六年灌婴或陈婴所筑

汉高祖六年灌婴筑南昌城的说法,已流传了1500多年。南宋学者赵与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筑南昌城者不是灌婴,而是陈婴。最近又有人提出,筑南昌城者是汉初的罗珠。其实,汉高祖六年灌婴与陈婴都未到过南昌,不可能主持筑城。汉初,罗珠曾任九江郡守,有可能被派往南昌筑城,但目前论据不足,尚须进一步研究。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无望村的馆主》版本批评

<无望村的馆主>的众多版本有不同的版本本性,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初版本(开明本)和福建本.福建本对初版本进行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体特征等方面的修改,这导致了作品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的改变.这些修改既有艺术完善方面的考虑,更受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的制约和影响.

论伊藤仁斋对周敦颐《通书》的诠释——以《通书管见》为中心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指出周敦颐以诚为未发之实理,与朱熹所谓贯通未发已发的天理有所不同。在人性论上,关于五常,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指出信是为四德所规范的行为,不可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关于善恶,指出朱熹以性属纯善的未发之理,以情属有善有恶的已发之气的观点不符合周敦颐的本义;关于五性,指出周敦颐将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德也是指已发而言,非朱熹所谓未发之天理;关于复性,指出周敦颐所谓"复"是复归于"诚"这一性命本源,非复归于仁义礼智之道德规范,并认为周敦颐人性论中已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提倡无欲主静的消极工夫,与先秦儒学的积极有为精神不符。

朱熹对管子的评价研究

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时常涉及朱熹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朱熹对管子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对管子观点的发挥、朱熹与管子之间的思想冲突以及对管子著述的质疑与研究3个部分。朱熹对管子的评价代表了儒家的立场和态度,成为把握儒家价值标准的一个参考维度。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溶、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宋。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探中外最早的呈缴本及其制度与法律——以《实录》《时政记(纪)》《日历》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呈缴本制度"再度被以法律条款的形式确定。根据呈缴本制度与法律的特点以及历史文献推断唐朝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是我国最早的呈缴本制度雏形,或设立思想起源。而唐朝编年体史书《实录》、"宰相一人专知撰录"的《时政记(纪)》及"令史官撰写"的"新型史书体例"《日历》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呈缴本。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