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

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反清志士朱舜水、戴笠,是学术界研究甚多的两个人物,但其生平事迹仍有疑点。在古文献中朱舜水除号、斋号各有一种记载外,名有三种记载,字有四种记载,令人眼花缭乱,实则名之瑜,字鲁璵,号舜水,斋号溶霜。将其名记为"之璵"、"之璵"者,及将其字记为"鲁屿"、"楚獊"、"楚璵"者,皆属讹误。戴笠赴日时间,在清代的中国文献中,多记于崇祯年间,而日本人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将之记为顺治十年(1653)。其后者是可信的。崇祯年间之说,当出于忠于清朝人士的有意假造。

朱舜水在日活动再考

朱舜水在日期间，除了一些翔实可考的典型事迹外，也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疑点。由于这些疑点多散落在复杂隐微的生活背景中，也浮现于当事人矛盾苦恼的精神世界里，因此，钩沉和破解这些疑点，或许能为人们了解朱氏本身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提供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观察可能。这种可能，对于立体把握特定时期历史人物的本然状态，当有补益。

朱舜水“东夷”褒贬的初衷与苦衷

对日本“东夷”的“褒贬互见”和清朝“东夷”的“损誉不定”,使朱舜水的在日角色和日后作用变得十分复杂。在“明清交替”的兴亡背景下,朱氏一方面通过“乞师”行为希望深受汉文化浸润的日本能承载起“反清复明”的文明大任,但同时也认为日本距离他的期待还有漫长的路程;一方面对造成“华夷变局”的清朝义愤填膺,但也通过对清军“迎刃破竹”的状摹和明军“前途倒戈”的白描,暗陈了几分对鼎革终局的无奈和默认。定居日本后,朱舜水对于高谈性命、无视民瘼的士林风气的反思,不但揭破了明朝灭亡的政治学术隐情,也为日本汲取“明朝之失”并走向实学事功之路,开启了异国实践的场域。二百年后,当朱舜水传播于日本的“华夷对立”观念最终转化成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对决”时,有日本国参与的中国内乱,最终也给舜水的母邦带去了东洋人的灾难,尽管这并不符合他的初衷。

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

对朱舜水学术思想的认识,学术界尚不统一。其基本特点实为提倡实功实用之学。朱舜水既不可简单地称为反对程朱,也不可简单地称为属于程朱一派,而应认定其对程朱相当尊重,与之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区别。其对陆王,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而在其心目中,陆王地位远不如程朱,基本上未将之视为应予尊重的对象。其对程朱、陆王两派的态度,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特征,这种特征应是其提倡实功实用之学在学术实践上的体现和应用。

朱舜水与服饰文化

服饰之学自是朱舜水建筑于彝伦日用之上的实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舜水的服饰文化观是属于传统儒家的,关乎华夷之辨、礼教和日用。重要的是他还在日本积极传播中华的服饰文化,涉及到技术、制度、历史、哲理等层面,有助于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

《安南供役纪事》及朱舜水在越情况探析

朱舜水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清兵入关后,他流亡在外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其长期奔走于海上,曾寓居越南。《安南供役纪事》是其在越南遭受供役之难的详细记载,对研究朱舜水在越活动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明末遗臣朱舜水在明末清初流亡到日本,定居23年,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服饰文化传播上,除了以实际行动维护大明服饰外,他主动积极地向日本各界人士传播大明服饰文化:一是传授服装裁制技术;二是传播服饰礼制文化;三是引导日本人士穿着大明服饰。朱舜水之所以能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华服饰文化,而且能取得很大的成效,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和环境造成的,是时势使然;二是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了解,是历史使然。

朱舜水肖像画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史意义

根据朱舜水真人绘制的原像和后来据此原像临摹的画像至少有十一种,其中水户彰考馆(现为财团法人德川博物馆)所藏的四种画像或塑像,是以朱舜水本人为对象并经过再创作而绘(制)成的原像。幕末期的朱舜水肖像,出现了武士化的迹象,这一信号无疑向我们昭示了幕末志士们想用武力来回复皇权、剿灭贼寇的政治诉求。而被明显强化了的朱舜水的武士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本文的目的,是从不同时代的朱舜水肖像中看到日本社会的实际需要,再从日本社会的实际需要中把握到它背后历史剧变的时代脉搏。

释“舜水学”

在明清嬗代之际,曾出现过一种为兴邦治国、化民成俗服务的实学思潮,"舜水学"就是这"实学"思潮中的一个学派。"舜水学"也是相对于"朱子学"(指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学脉)、"阳明学"(指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及其学脉)而言的关于朱舜水学术思想及其学脉的一种称谓。"舜水学"的特点是,以"实"字标宗,以"批"字为要,以"外"字显名。

朱舜水的教育思想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和教育家,他重视儒家教育兴邦的理念,抨击宋明理学的玄虚学风和腐朽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力倡导教育实用论。他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思想不仅为日本培育出一批文化精英,对我国教育思想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舜水学术思想二论

朱舜水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提倡实功实用之学，反对宋儒以来高谈性命、脱离实际的学风。朱舜水对程朱相当尊重，但并非一味崇拜，对其不合己意之处能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对陆九渊、王阳明皆有肯定，但对陆、王的认识论有不赞同处，反对其学术作风及与佛教划不清界线。在朱舜水的心目中，陆王地位远不如程朱。不能简单地说朱舜水在日本传良知之学。

明末儒将朱舜水的园林花木趣味及他对东京小石川后乐园的贡献

朱舜水为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博学多艺。他在力争复明抗清失败后流亡日本，对日本近世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在概 括朱舜水对日本文化诸多方面所做贡献的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园林花木趣味，澄清了他在小石川后乐园建造过程中所参与工作的项目 与内容。

“大明征君”朱舜水与舟山的几次交结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明清嬗代之际，朱舜水为抗清复明，以舟山为根据地，以一介布衣儒者，奔走于东南沿海，联络反清义军；往返于舟山、厦门、日本、安南等地，数次远涉海外乞师以图光复。文章以朱舜水往来书简及相关传记、年谱等文献资料记载，对此段史实进行叙述。

朱舜水与明末思想

朱舜水在长崎居住期间曾与安东省庵就"朱陆问题"有深入的探讨。省庵在与舜水相遇前就对陈建的《学蔀通辨》进行过"训点",倾向于"朱是陆非"。后省庵曾就朱陆问题请教过舜水。对于作为士大夫一员并勇于承担明王朝溃败之责任的舜水来说,在思考明王朝溃败的深层原因时,能够明确指出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中的缺陷,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问题意识。舜水不仅把阳明门下主张良知现成论的王畿等同于佛教而予以痛斥,更把东林学派的高攀龙、邹元标以及与东林学派有很深关系的刘宗周视为"道学者"而加以批判。

东亚政治文明思辨中的古学之兴——朱舜水、山鹿素行、荻生徂徕

17世纪在日本出现的儒学新学派古学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孤立的本土自生的。这不但有悖历史真实,更有走向建构狭隘地域民族主义之危。通过对原始文献的交叉求证可以发现,在明末事古学办昌古社、后成为德川幕府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宾师的朱舜水对日本古学创始人山鹿素行与荻生徂徕从宋儒转向古学有重大影响。山鹿素行与舜水有密切的交往,在古学方面的主张与舜水雷同。荻生徂徕转向儒学,则受到朱舜水的著述、伊藤仁斋的启发、仁斋门生及舜水门生的影响。

日本的朱舜水研究史

日本学界关于朱舜水的研究,迄今已历百年。特别是1986年12月日本九州历史资料馆分馆柳川古文书馆将"安东家史料目录"公诸学界以后,朱舜水在日本的书简、笔语等新史料陆续被发掘,随之引发另一波研究热潮,在量与质的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日本的朱舜水研究集中在以下六个领域:德川光国与水户学的发展;朱舜水的学艺;朱舜水的乞师活动;朱舜水的思想与日本儒学史之发展;明末遗臣与人物交流;朱舜水对中日文化的交流。

朱舜水研究的最新史料——《西行手录》的史料价值

在研究朱舜水的过程中,有一段绕不开的历史,就是朱舜水怎样从开始寄住的长崎,转居到日本宰相德川光国的领地水户藩,而这一命运的转折,水户藩士小宅生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西行手录》正是小宅奉命到长崎聘请舜水时所做的拜访笔录,详细记载了两人的交谈及至交往的全过程,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史料。然而一直以来,研究者们只知其名,却未见其书。而我们有幸在东京彰考馆资料文库发现了这本书,随即对其进行了抄录点校,现就其史料价值做一评述。

“子敬箴”与伴宇右卫门书信的再发现——试论朱舜水与山鹿素行思想互动的可能性

朱舜水为山鹿素行所作的"子敬箴"不仅体现了箴言的规劝之意,还显示出二人在"性善"问题上的分歧。山鹿素行写给伴宇右卫门的书信也证实了二人间的思想分歧,甚至山鹿素行在信中将朱舜水斥之为"俗儒"。加之《答安东省庵书》和《与安东守约书》的参照比较,可以更加肯定地认识到二人思想互动可能性之渺茫。通过朱舜水与山鹿素行古学互动可能性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对明末中国儒学的冲击,明确儒学在东亚传播的普遍性及日本儒学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