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莳两种《注证发微》初刻本辨疑补证

明代医家马莳所著《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的初刻本刊刻时间、刊刻者、刊刻性质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明了。经深入调查,确认了新旧全国中医书目、藏书机构目录模糊著录为“明刻本”“明万历刻本”的所有国内藏本,实为宝命堂本、明集贤堂舒一泉本或清代刻本;明集贤堂舒一泉本实为宝命堂旧版的修补后印本;《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录的保定市图书馆藏“宝命堂刻明末金阊叶瑶池印本”,实为天宝堂本,该藏本存世绝无仅有的天宝堂本内封版权叶。“天宝堂”亦作“天葆堂”,是明末清初苏州书商叶瑶池的书坊号。该内封避“玄”为“元”,结合卷内挖去“大明”之“大”等故证,确定天宝堂本是叶瑶池在清康熙前期的刻本。据新发现的日本江户早期多种翻刻本摹刻的宝命堂本《素问发微》内封,彻底落实了原仅据王元敬序落款提取的“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刊年,并对照仅存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宝命堂原版《灵枢发微》内封,综合分析确认两书初刻本为宝命堂本,但刊行时间相隔2年,刊刻者分别为王元敬、罗万化,二人均为明万历前期身居高位的马莳乡贤。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我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三次幸遇

本文叙述校点《船山全书》之《张子正蒙注》时,在两抄本、六印本中认定王船山十二代孙家藏抄本为船山手抄之原著祖本,遂以之为底本整理;在主编《魏源全集》的搜寻遗佚中,发现复旦大学馆藏《诗古微》道光刻本内夹藏魏源手书于咸丰五年之识语纸笺及其友人龚橙批注;在修订《船山全书》之《楚辞通释》时,发现湖南省社科院所藏康熙四十八年湘西草堂刻本之完好无缺,遂以之修订并揭示该本之优长特色。

“郑卫之音”述评

在《诗经》研究史上有一个对“郑卫之音”批判的传统。从孔子到《乐记》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郑声淫”(过度 )的 ;到了宋代对“郑卫之音”作了曲解 ,认为是“淫奔之词” ;“五四”以后认为“淫奔之词”恰恰是反礼教的 ,值得肯定。纵观对“郑卫之音”的研究 ,主要局限一是没有注意“郑卫之音”的本意是指过度、过分 ;二是没有区分孔子个人爱好和评价标准的不同 ;三是没有区分孔子与后儒观点上的差异。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三探

历元是历法体系中日、月、五星等天体运动的一个共同计算起点,故历元时刻具有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意义。秦统一后颁行颛顼历法,颛顼历以甲寅年正月甲寅朔旦立春为历元。如果把《素问·脉解》"正月太阳寅"之论述与《素问·阴阳类论》"三阳为经"的观点,以及《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为关"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分析,则可以看出:"三阳为经"包含有足太阳经在人体有如颛顼历"历元"功用一样的作用之义。这符合"经"乃织机首布经线之象,引申为事物的根本、开端之义。而半坡彩陶盆人面双目微闭寓意行"艮背"之法为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