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朱熹的理性精神及其对数学教学的启示

理性精神是数学内生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动因之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精神品格中蕴涵有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理性智慧.试以理性精神为切入点,通过研析朱熹理学中理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穷理的认识方法和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构建朱熹理性精神的基本涵义和价值旨趣.然后从中析取出3点面向数学教学的启示:帮助学生构建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追求并开展有深度的数学探究活动、涵养学生“敬”的数学学习态度.

朱熹生态哲学与中国特色环境法典编纂--从环境法典的自然观角度

环境法典编纂需要在一定哲学观念的指引下实现规范体系化。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引发生态危机,世界范围内环境法的自然观经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转变。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崇尚“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朱熹生态哲学融合儒释道生态思想,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之大成,为中国特色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正确的自然观选择。

试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朱熹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 ,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 ,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 ,于当今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乐的体验与审美境界——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乐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理学家和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有人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和艺术美的美学意义。而追求艺术人生、诗性化的人生,达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期急速兴起的原因及其特色

日本朱子学从原来的一种文化修养转而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在江户幕府时期急速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且日本与中国和朝鲜高度集权的中央官僚统治不同,具有容纳了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和严格的职业等级分工的结构特色。这种结构特色要求朱子学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钟情于抽象的“主义”。因此,日本朱子学被具体诠释成日本社会各个层次乃至庶民的不同伦理文化,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庶民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桐城派的文运虽然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 ,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在思想内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等方面 ,桐城派的文章与清王朝所提倡的都有所不同。对于程朱理学 ,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和高尚人格方面来提倡的 ,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桐城派作家多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 ,他们是在对当时的政治失望以后 。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福建儒学文化精神的超时空审视

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和坚持,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歧义。就福建儒学传统而言,朱熹、李贽、严复无疑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然而现代学界习惯性地把对朱熹、李贽、严复等人的文化思想精神研究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干的三种思想状态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维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福建儒学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启蒙之学,他们所具有的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朱光潜对尼采艺术哲学的接受

先期接受的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不能令人快意的社会现实",让朱光潜与标举"静观"的尼采艺术哲学产生"移花接木"式契合。在接受过程中,朱光潜对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地位、悲剧的本质与效果的理解同尼采本人的说法都发生了偏差,从而对尼采艺术哲学有所"歪曲"。与此同时,朱光潜对尼采艺术哲学进行了"推演"式转化,将酒神艺术与日神艺术转化为"刚性美"与"柔性美""主观艺术"与"客观艺术",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转化为"演戏"人生观与"看戏"人生观。

朱光潜前期美学的生命哲学意义

朱光潜前期在论述文化、人生和审美问题时提出的“以情为本”、“审美解放说”、“人生的艺术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民族生命力的复兴”等命题，以及他的悲剧理论，显示出感性优先、生命优先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他所试图建立的一种以充沛生命力做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的构想，又因其现实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而有别于尼采等人的西方现代反理性思潮。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理学动静观对金元医家的学术影响

金元之际，张九成著《道学发源》，使理学在中国北方逐步流行；入元，理学步入社会主流，广为传播，“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字，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