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朱熹慎独思想的创造性及其廉政意义

慎独是儒家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家,强调个体在闲居、独处的生活情境下,保持自律和克制;朱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遏人欲于将萌”,实现慎独由外而内的转化。朱熹的慎独思想,对廉政建设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朱熹题刻“溪山第一”考略

朱熹一生足迹遍布长江以南,所经之处,留下不少题刻,其中又以所题“溪山第一”为最多。现今见于史料、文献记载及各地题名的,福建境内8处,浙江境内2处,广东境内1处;此外,尚有3处待考证,另有2处已被证实非朱熹本人亲题。朱熹对“溪山第一”情有独钟,有受其父朱松熏陶和影响的原因,也与小时候生活环境、其理学思想实践、晚年政治挫折等密切相关。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朱熹的理性精神及其对数学教学的启示

理性精神是数学内生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动因之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精神品格中蕴涵有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理性智慧.试以理性精神为切入点,通过研析朱熹理学中理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穷理的认识方法和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构建朱熹理性精神的基本涵义和价值旨趣.然后从中析取出3点面向数学教学的启示:帮助学生构建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追求并开展有深度的数学探究活动、涵养学生“敬”的数学学习态度.

中和辩证:朱熹文道观的新探解

朱熹在传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基础上,提出“文从道出”“文便是道”的观点。他主张“文”与“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形成中和辩证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决定了他对待“文”的辩证态度。在文辞方面,朱熹主张“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强调文辞是义理的重要载体;又宣称“视言语诚如糟粕”,认为领悟义理后可以忘记文辞本身,秉持的是“得鱼忘筌”的态度。在“文采”方面,他主张“文字奇而稳方好”和“文以伟辞”,注重文辞技巧、文法、修辞的综合运用;同时他又轻视或反对“胭脂腻粉”“妄言绮语”“用意崎岖”的“巧”文。理解朱熹的文道观,不能以“文道分离”“文道合一”或“重道重文”“重道轻文”单一观点进行判断,而应回归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进行辩证地分析。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助圣贤坯璞--朱熹童蒙教材对理学传播的意义

南宋教育家、思想家朱熹,编撰的数篇流传于世的童蒙读物在理学的建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些童蒙文本是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理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内容兼具义理性、普及性和通俗化,其编撰为儿童和理学初学者提供了规范化的读本,有效发挥了理学文本的传播功能。朱熹的童蒙教材完善了朱熹理学著作体系的建构,在语言和内容上化繁为简,将晦涩深奥的内容简单通俗化。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儿童,理学入门学习也同样适用,使童蒙教材的传播更具广泛性。内容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为主,充满理学色彩。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在若干方面都采纳了朱熹理学的心性论来佐证天主教义。首先,朱熹理学主张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其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至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性善论只适用于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的原罪观。再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耶稣会士以此论证天主教灵魂不灭的观点。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表明,他们并非一味地尊“先儒”而抑“后儒”。而对于“后儒”,他们也清楚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区别所在,并多肯定朱熹理学,反对阳明心学。但这种取舍显然是基于其宗教渗透的需要,而逸出了儒学内部学理发展脉络之外。

朱熹对程颢及程门弟子“万物一体”的理解和修正

阐述程颢与程门弟子的“万物一体”,自程颢提出“万物一体”后,这种思想便为其弟子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程颢及程门弟子以“万物一体”为仁体;论述朱熹对“万物一体”的理解,他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仁,而是仁之后的结果,是仁爱之后所达到的境界和状态,在施以仁爱实现“万物一体”的过程中,离不开公与恕;认为朱熹使“万物一体”从抽象的形上玄思走向实践性的仁民爱物,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

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教育方面,他广泛借鉴前人的经验,善于总结自己的体会,在书院教育、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这对新时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及提升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的解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关于卦辞的注解,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进行解读。第一层是总论,第二三层是分论,最后一层是别论。前三层是“为人比”的角度,第四层是“欲比人”的角度。“为人比”与“欲比人”两者立场相同,但角度正好相反。朱子的注解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密,极富思辨色彩。同时,通过对诸家《周易·比卦》卦辞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比卦”卦辞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尚有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论朱熹的廉德思想

廉德思想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未引起充分的关注。朱熹在理学的视域下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廉德思想,他信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倡导节欲修身;掘发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内涵,主张以廉养民;坚守“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立场,提倡廉洁政治,惩治贪官。这些廉德思想在他的为人处世、为官为政上亦有所体现。目前,我国正在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索廉政建设的正确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朱熹的廉德思想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朱熹视域的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响力述论

通过历史史料、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挖掘北宋名臣蔡襄对朱熹的影响,从蔡襄闽学倡导及与朱熹关系,朱熹对蔡襄人品及书法艺术等的评价,论述朱熹理学的莆仙特质,朱熹与莆仙的相互影响。

朱熹家教家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朱熹家教家风思想彰显个人立身之本,蕴含家庭伦理和国家治理之道,倡导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是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典型。新时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为理论遵循,推进朱熹家教家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炼朱熹家教家风思想的价值精华,再创造与新诠释朱熹家教家风思想,推动朱熹家教家风思想融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体系。

朱熹社仓法新探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社仓的设计并未真正惠及所有民众,反而被地方乡绅所把持,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最终危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无疑是与社仓设计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