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诗与论理之间《:朱子语类》论诗的话语意义

《朱子语类》论诗有其独特面貌,朱熹有意选取语录体诗话的方式进行言说,着意呈现诗歌创作中面向生活审美的浑融气象,在论诗观念上体现出诗话语境下诗与理的互斥互塑,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崇豪壮诗风,体现出朱熹系统性的审美观念和话语策略。康德对崇高审美的分析将朱熹原本诉诸审美经验和直觉体悟的文本呈现进行理性化理解,合理解释了为何朱熹所推崇的豪壮诗风较之其他风格更能体现“近道气象”,更为具体地揭示出朱熹理想诗风的重要特点。《朱子语类》论诗不仅体现出朱熹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审美修养,更是系统地体现出他在审美层面对体道方式的根本性探索及其对此种话语方式之于体道意义的自觉。

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论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研究

动态图形是集文字、图片、动画与声音为一体的数字载体和数字媒介。通过对动态图形的概述,分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朱子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利用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进行传达,分别从传达主体、传达符码、传达媒介、传达意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构建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新范式。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四书”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朱子的努力,“四书”在后世凌驾于“五经”之上。这样一来,“四书”与“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仿佛出现了截然的翻转。然而,这并不是朱子的初衷,也不符合朱子学的实际情况。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就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文化叙事与饮食共情:朱子家宴的具身意涵及其旅游融合

朱子家宴是福建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历史悠久且文化内涵丰富,是朱子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地方饮食,武夷山市五夫镇朱子家宴选用当地乡土食材、采用传统烹饪技艺,具有养生滋补的饮食功能。通过分析旅游者“身体-感知-情境”的具身意涵,提出以民间叙事、纪录片叙事、短视频叙事等文化叙事形式推动旅游开发;重视朱子家宴饮食文化的“在地”和“飞地”空间开发;围绕“期许-事件-影响”建构饮食共情参与研学体验的EEI模型;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文化研学、餐饮体验、技艺培训等活态传承、创新运营活动等非遗保护实践,以期实现朱子家宴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论《朱子家礼》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

«朱子家礼»作为朱熹的礼学著作,卷一论祠堂部分和卷五整卷主要规定了祠堂奉祀和各类家祭礼的具体要求,体现了祖先崇拜、宗法观念和礼下庶民的价值取向.《朱子家礼》于14世纪前半叶传入朝鲜半岛,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极为深远.《朱子家礼》厚植了朝鲜士民的儒家祭祀观念,促使朝鲜士民重视家庙祭祀并建立起祠堂建制,进而使得朝鲜士民树立起家祭礼上的宗法和家族观念,朝鲜社会的家祭类型与仪式基本遵循《朱子家礼》.

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前朱子时期道学形上论重塑

以张载、二程及门人等为中心的前朱子时期道学,为重振儒学核心价值以有效应对佛道和功利数术之学,构建了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的形上论。张载以“太虚即气”、二程及门人以“理(易)、气”的生生变化,一方面,揭示了天地、鬼神、人、物(事)同出一源,兼为一体,万物共生。另一方面揭示了天地自然规律、人性、社会人事原则遵循着同一个宇宙律则,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性理(道)不二,形上形下不二。前朱子时期道学家形塑的孔孟儒学形上论,为“自得”的人伦政教——孔孟儒学核心价值奠定了基础:因坚信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自觉具有人伦政教的宇宙担当且诉诸自我修持、自我获取。正是以此儒家精神批判了佛道出家、隐逸思想和功利数术之学陷溺俗世思想,挖掘这一精神资源有助于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应对物欲主义和虚无主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朱子文化的辩证关系

朱子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渊源,其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包蕴着“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主体自觉思想,包含着以实践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践履思想,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朱子文化传承发展的方向,其有利于阐明对待朱子文化的原则,有利于科学论述基于朱子文化的文化自信,有利于阐释朱子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因此,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推进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实践中做到加强保护传承朱子文化遗存,加强宣传朱子文化品牌,加强朱子文化国际传播建设,将二者的辩证关系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

论朱子读书法

朱熹不仅是道学大师,而且还是阅读学大师。朱熹是谈论读书方法最多的中国人。朱熹的弟子把朱熹所论的读书方法概括为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涵盖了读书的各个方面的要求,现代人们读书也应该遵循这些要求。综合考察朱熹所论的读书方法,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今天的读书人关注:读书为明道穷理;读书之法在于熟读精思;“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

虚灵、实理与气禀:朱子论心、性、情

朱子针对孟子只讲本原之性而忽略气禀之性,认为这种心性论无法解决恶的来源问题,从而无法认识人的整全性和差异性。朱子梳理了从孔孟到荀扬再到韩愈的人性理论的历史脉络,指出他们各有所偏;以张载“心统性情”以及张载二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基础,朱子重新解释了心、性、情三个范畴的含义、特点和效用,认为心是虚灵明觉,具有统摄义和主宰义;性是实理,其内涵是“合当”或当然之理,即规范性和正当性的道德指向;而情则是心之已动和性体的发用,因此属于气禀的范畴,气禀精粗和正偏导致情有善恶之分。并且朱子坚持认为气禀也属于性,其中的恶也是性之构成因素,这就打破了孟子性善论的判定,倾向于性善恶相混的观点。

朱子“克己”代“敬”工夫与新时代崇高师德之进阶理路

崇高师德是师德的最高追求,是教师“行为世范”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对师德的期待。崇高师德的修养过程是圣学求仁的过程。朱子晚年极力推崇的“克己复礼”工夫为崇高师德修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通过“克己”,去尽私欲,从而实现对崇高师德的理想追求。“克己”工夫从四个方面为崇高师德修养勾勒了轮廓:合理安顿利益于义理之中;惩忿治怒,改过迁善,涵养浩然正气;正师礼、弘师道;内外交相养,涵泳从容。

An Outline of Zhu Xi＇s Dual Personality

Zhu Xi is a comprehensive synthesizer of Neo - Confucianism that developed during early Song Dynasty. Follow ing the meticulous spiritual direction of Cheng Yi,he has expanded the moral rational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utmost. His strong group orientation leads him to attaching priority to normative rules and operative convenience,but his individual orientation leads him to seeking for the unrestrained poetic w ay of life. His pursuits of both the moral ideal of rationalism and the poetic life of romanticism result in his dual personality.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efforts to solve the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 een his dual pursuits,w hich provide an important clue for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his philosophy.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朱熹“受福”观念的理学基础探析——基于《朱子语类》的考察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将民众普遍接受的基于佛道和世俗的幸福观念与理学的“理”“气”“性”“命”相联通,回答人为什么能够“受福”,以期强化民众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首先,朱熹强调“天道福善祸淫”的“天理”必然存在,将“善恶”化约为气禀,以气禀的清浊厚薄来解释个人受福的多寡。其次,朱熹肯定个人对于受福的追求,根据“变化气质”的核心命题,提出道德修养可以提升气禀。最后,朱熹批评盲目的祈福行为,从人事的角度解释受福的本源,提倡合乎“理”的求福与受福。朱熹通过理气、心性等理学概念,解释了人为什么能够受福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对于“气”的强调赋予传统福文化更多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