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四书”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朱子的努力,“四书”在后世凌驾于“五经”之上。这样一来,“四书”与“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仿佛出现了截然的翻转。然而,这并不是朱子的初衷,也不符合朱子学的实际情况。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就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朱熹“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说辨析

朱熹在答黄商伯书中提出了"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的重要观点。"理同气异"中"理同"是从本然处而言,人物皆同出一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纷繁万相的善恶表现皆因"气异"而为。"气近理异"说中的"气近"是从实然处而言,万物皆由气所生。人物之气禀形质的不同,使本然的天理之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而没有得到完全的显现,从而使天理外在地表现出"不同的理",这些不同的理并非天理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天理的全体,只不过是没有显现完全的天理。此种人性论观点的提出,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从本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论证。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朱熹:作为编辑出版家的评价

朱熹躬亲领导的编辑出版活动,以编刻载体为儒家典据嬗变奠定了基础;“止于至善”是其从事编辑出版的审美抉择;而“有补世教”、“传之来裔”则是其编刻活动的价值追求;群体从事编辑出版的规模效应,以及重新诠释与整理儒家典籍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是朱子学派编辑出版的显著特点。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宋代四书学是由儒学系统内部诸多学派支持的经学活动。其中主要一家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这一学派学者宗本朱学的学术践行主要是 :自觉建树朱学的承传统绪、深入发掘经典的原理精神。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福建儒学文化精神的超时空审视

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和坚持,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歧义。就福建儒学传统而言,朱熹、李贽、严复无疑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然而现代学界习惯性地把对朱熹、李贽、严复等人的文化思想精神研究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干的三种思想状态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维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福建儒学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启蒙之学,他们所具有的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提出的 ,至 4 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 ;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朱子论生死与鬼神

朱熹作为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佛道生死观、宇宙论和民间鬼神迷信的冲击与挑战,提出了一套以理气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鬼神、生死等关乎生命的本质与形态的问题给出了具有形上学依据的知识化、理性化解答。他基于理学的立场,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诠释框架,直面鬼神、生死问题,较为系统地解释了鬼神的性质、表现形态与生死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这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质的生死与鬼神观,可说是传统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朱熹礼学诠释思想的两个特征

以理释礼,理、礼双彰是朱熹礼学诠释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朱熹关于礼学经典的诠释还体现出了另外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朱熹在两宋疑经惑传的解经思潮下,其礼学诠释对章句训诂的重视与坚持;其二是朱熹将礼学经典诠释视作批判佛老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朱熹也是在与佛老之学相颉颃的视阈中开展礼学诠释的。而朱熹的礼学诠释可以说是其经学诠释思想的代表,对其特点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礼学和理学思想。

朱子四书的理学建构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色在于建构一套理学系统。关于《大学》注疏,朱子加入《格致补传》,对"格物"一词亦有其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两项工作的建立遂即成为朱子判读、诠解四书的重要纲领,连带着,包括《论语》《孟子》《中庸》等也都成了格物穷理之学。可以说,朱子对《大学》一书的诠释与建构,已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注疏的诠释铺了轨路,朱子之理学建构在此已大致成形。此乃朱子以理气论、体用论、格物穷理等理学概念用以诠释《四书》,与先秦的原意已有不同的风貌。

试析李坤《齐风说》的诗经学价值

李坤为昆明近代著名学者,生平著述甚丰。他撰有关于《诗经》研究的专书《齐风说》,颇多精义,虽刊行已久,然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甚至《诗经·齐风》的研究论著亦未见提及。通过勾稽相关的资料,考定李坤的生卒年为1886-1916年。结合《齐风说》的内容,条列了该书的体例,并从订本字、释字义、明诗旨三个角度对其学术价值略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理学递相推进:退溪李滉《近思录问目》的问学主题述论

《近思录》系朱熹与吕祖谦集结北宋周敦颐、二程及张载的著述语录编纂而成的理学著作,至南宋始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广泛的传布。随朱子学东传韩国之后,退溪及其门人弟子以《近思录》为核心讲述问答,创造性地诠释“生之谓性”“冲漠无朕”等义理问题,融入“四端七情”“理有体用”等范畴,展现理学话语演进的多种互动,尤其在理学精神趣向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注重涵泳性情,强调践履工夫,引领着圣学的精神气象。退溪以“传播—接受—转述”为路径,通过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将《近思录》根植于东亚文化圈。

朱子“理先气后”的发生学解读

"理先气后"是朱子理气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层规定,可以说是其理气关系的核心。但对朱子而言,这种"先后"关系既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次序,而首先是人生的理想根据与宇宙的价值基础,因而也只有从主体价值认同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真正内涵,事物的存在层级与人的认知进程不过是其价值认同的表现而已。在此基础上,天理"净洁空阔"的规定与禅宗之"昭昭灵灵"境界的对扬,则体现着"理先气后"的初步形成;而道德理想与历史视角以及"三代与汉唐"的"天理人欲之辨",则标志着其"理先气后"的最后定型。所以,理气关系不仅代表着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指向,而且其"先后"规定也代表了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结论。

经学与理学之间——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初探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 ,理学诠释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