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朱子语类》愚昧、痴狂概念词语类聚考探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关联而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愚昧概念表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痴狂概念表示思维或行为失常的状态。《朱子语类》中表达愚昧和痴狂概念的有"愚、蠢、昏、暗、闇、昧、鲁、钝、顽、村、痴、蚩、騃、呆、颠、狂、风、失心、丧心、心恙"等词,形成了以这些词及其组合成的词语为核心的概念词语网络。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辨朱与求原的逻辑——中井履轩《论语》诠释路径及其与朱学之关系

中井履轩《论语逢原》具有二重文本属性,即《论语》元典的注释文本、朱注的再诠释性次生文本,其《论语》诠释则是辨朱与求原的内在统一。辨朱的要点在于朱注所据文献、所引学说、所作阐发,求原的取径在于回归元典、并重章句字词、依据常理人情。二者辩证统一,辨朱以求原为旨归,求原藉由辨朱而展开。履轩《论语》诠释的此种特质,既折射出朱注的有效传播与深刻影响,也可见日本儒学对《论语》朱学的批判性反思与学术回应。

白寿彝对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其中对于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包括了对朱熹师承的研究以及对朱熹从政事迹和讲学事迹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他不仅通过佛书之外的史料对朱熹从学于道谦作了论证,在朱熹生平事迹研究的史料上是一种突破,而且他提出研究朱熹首先要研究朱熹生平事迹,而研究朱熹生平事迹"须注意这些事实下面所隐伏的精神",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尤其是,这些突破和创新对于今天学科分类下的朱熹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朱熹之易学

朱熹之易学,以其特有的易学风格,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朱熹易学之价值,在于他把易学看成是一门变易的学问,即所谓的“尚其变”。通过对朱熹易说的几个独具特色的探讨,揭示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及他在易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亦指出朱熹易学和哲学思想上的不足,以及他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希真体”考辨

朱敦儒词名甚著,宋、金以来向有“希真体”之称。关于“希真体”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异见歧出,尚无定论。特根据后人对朱氏词的仿效创作和品赏评论加以考辨,可知“希真体”是对具有独特个性与鲜明风格且于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朱敦儒词的誉称,它是由朱氏早期、中期、晚期多种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词所组成的有机复合体,而并非仅指某一时期、某类题材或某种风格的词作。“希真体”具有流变性与多样性,而清隽谐婉、平淡自然乃是其主导风格特征。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黄以周《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的遵从与批评

黄以周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著名经学家,其代表作《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多有征引。他本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术立场,超越乾嘉以来汉宋门户之争,对朱熹礼学给予了正反两方面的客观评价,代表了清代后期礼学界对朱熹礼学接受与批评的高度。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读书·致精·持志——朱熹教育理念与高校学风建设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遵从孟子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倾毕生心力从事教育事业,提出了读书穷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等教育理念与治学之道。重温朱熹的教育理念,以古鉴今,对清除教育腐败现象,克服急功近利的虚浮心理,构建高校清明和谐的治学风气,有着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