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ve Dialectics of Xi Jinping's Theory on Ecological Progress

Xi Jinping's theory on ecological progress expands and deepens Marx's views on ecology and spells out the five dialectic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will of the nation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lobal approaches, cultural concept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of life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carries significance for our time and is weighted with theoretical value. At this stage, learning and studying the dialect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s theory on ecological progress offer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value-based directions for China's efforts to promote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价值及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实践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举措,有效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题中之意,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要举措。本文旨在把握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本质,理清其与“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实践教学法”“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等相关概念的异同,通过明确教学目标、规范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教学保障,探寻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升的有效路径。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在若干方面都采纳了朱熹理学的心性论来佐证天主教义。首先,朱熹理学主张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其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至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性善论只适用于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的原罪观。再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耶稣会士以此论证天主教灵魂不灭的观点。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表明,他们并非一味地尊“先儒”而抑“后儒”。而对于“后儒”,他们也清楚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区别所在,并多肯定朱熹理学,反对阳明心学。但这种取舍显然是基于其宗教渗透的需要,而逸出了儒学内部学理发展脉络之外。

朱熹复原理解论系统之重构——两种“以意逆志”理解实践和阐述的结合

由于不满汉儒断章取义的解诗传统,朱熹不仅提出了“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四重维度的学诗法。在更高的理論层次上,这一学诗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双层次“以意逆志”的复原理解论。第一层次是开展章句训诂,舍弃对文辞实指的穿凿释义,同时又进行摆脱理念说教的动态结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通过“兴”去把握诗篇文本的空隙,从而复原诗之本义。第二层次是超文本层面的理解,即在把握诗篇结构、文本之意的基础上,反复熟读涵泳,以求感通圣人之志。这两种紧密关联的“以意逆志”理解活动,使文本理解的实与虚贯通条畅,且从基本文意的理解上升到超文本层次的精神升华。朱熹这个四维度、双层次的理解论,可谓将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实乃集古代文学理解论体系之大成。

习近平智库观的生成历程、理论内涵及特征意蕴

借助文献研读和理论推演的方法,梳理习近平智库观的生成历程,阐述习近平智库观的理论内涵及其特征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中国智库高质量发展,发表系列重要讲话,逐步形成内涵底蕴丰厚、理论内涵丰富和时代特色鲜明的智库观。习近平智库观历经赓续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之风的萌芽发展阶段,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正式确立阶段,探索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阶段等多个阶段;习近平智库观呈现出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目标导向、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方向的发展定位、以建设特色鲜明智库创新的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的实施规划以构建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为抓手的特色举措,并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体系;习近平智库观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指明新时代中国智库打造的前进方向、彰显新时代智库发展的价值诉求、明确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途径,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立足智库时代使命、强化智库的责任担当。

朱熹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内容与特征

儒家自先秦便有注重修养工夫的传统。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构筑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以本体论和心性论为修养工夫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朱熹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诠释入手,可以根据内在逻辑将其修养工夫论总结为“居敬涵养”“去欲复理”“格物致知”三部分内容,提炼出“整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社会性”四大特征。这一结构为整体理解朱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工夫论视角,呈现了理学的特性与价值。

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诠释《大学》的另一种理路

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

朱丹溪“六郁学说”与脾胃关系谈

"六郁学说"为朱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以"六郁学说"临证时也处处体现脾胃观的思想,后世诸医家对此论亦多有阐述,故其郁证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朱丹溪妇科临证探析

朱丹溪作为“滋阴派”创始人,其妇科临证时以“气、血、痰、郁”为纲,主张从气血论治月经后期、闭经、痛经、崩漏,从痰论治带下、月经不调、不孕、恶阻、子肿,从郁论治闭经、痛经、恶阻,从相火论治滑胎、崩漏。首创“清热养血安胎法”,倡用白术、黄芩清热养血、固孕安胎;首创“提壶揭盖法”用以治疗孕妇小便不通,主张边服补气血之药,边引吐以升其气机而水自降下,“从痰论治”“从郁论治”“从相火论治”等独特诊疗理论对妇科临证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研究

精神扶贫问题严重制约着脱贫攻坚的效果,精神扶贫是物质扶贫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其在长期领导反贫困工作中源于实践的认真思考和探索,深刻阐述了"志"与"智"在脱贫中的关键作用,"志"是内在源头,"智"是内生动力,扶贫要激发和保障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做好"扶志"与"扶智",提升贫困主体可行能力。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创新贫困政策工具的方向指导,是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从理论意义来看,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改革与创新,是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前沿成果。对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进行系统阐述,旨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扶贫战略提供参考。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