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论朱熹敬的学说

朱子很强调修养工夫,在修养工夫之中,特重视敬的工夫。他认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敬的工夫是"万善"之根本,而达到最高的善,是儒学的根本目的。这里有一种宗教精神,敬的工夫最能体现这种宗教精神。在中国,本无独立的宗教,正是儒学承担了宗教的功能。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子语类》愚昧、痴狂概念词语类聚考探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关联而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愚昧概念表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痴狂概念表示思维或行为失常的状态。《朱子语类》中表达愚昧和痴狂概念的有"愚、蠢、昏、暗、闇、昧、鲁、钝、顽、村、痴、蚩、騃、呆、颠、狂、风、失心、丧心、心恙"等词,形成了以这些词及其组合成的词语为核心的概念词语网络。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

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庸》密切相关,其中就涉及朱熹解释《中庸》的方法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活动以朱熹为解释者,以《中庸》作为历史文献和解释对象,把朱熹与《中庸》联系起来的就是解释方法。这个解释方法不仅包括语言解释、心理解释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理在《经》文内"的研究思路。朱熹《中庸》解释方法具有历史性,这与《中庸》本身特点以及朱熹师承渊源等有关。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白寿彝对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其中对于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包括了对朱熹师承的研究以及对朱熹从政事迹和讲学事迹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他不仅通过佛书之外的史料对朱熹从学于道谦作了论证,在朱熹生平事迹研究的史料上是一种突破,而且他提出研究朱熹首先要研究朱熹生平事迹,而研究朱熹生平事迹"须注意这些事实下面所隐伏的精神",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尤其是,这些突破和创新对于今天学科分类下的朱熹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基儒学思想刍议

刘基的儒学思想特点有二:一是以“措诸用”为旨归,对于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兼综众说:既融会理学诸派而以朱陆和会为主,又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多元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刘基得“濂洛心法”又兼融陆学,为心学在明代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为其后阳明学的兴起打下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伏笔。刘基的儒学思想对于明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

"心统性情"说是朱子心体用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性说的实质所在。"心统性情"说虽然来自张载,但真正将其变成系统学说的是朱子。朱子曾说过,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这两句话"颠扑不破"。朱子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两句话,是由于前者从心体上说性(理),表现了理性主义特征;后者从心之体用关系说性情,表现其情感特征。这两点真正体现了朱子心说的主要特征,即情感理性特征。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