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朱熹对《大学》中《诗经》引文的阐释

《诗经》成书年代较早,其诗内容大多为咏叹、记事、叙史。《大学》成书晚于《诗经》,其中引用了较多诗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主张。儒学发展至宋明时期,朱熹著《大学章句》对其义理进行了系统完善的发展。朱熹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对“新”“德”二字进行了细致的挖掘,体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对“止”的讨论,在原本停止、居住意思的基础上发挥出“至于”“不迁”两层含义,并深入讨论了何为至善,以及至善的分殊性。通过对絜矩之道的论述,朱熹指出平天下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注意言行并以史为鉴,最后用“心”将絜矩之道拔高到本体的层面。相比较《诗经》而言,朱熹的阐发或多或少改变了其原意,但其为《诗经》贯入了儒家思想,焕发了《诗经》新的活力。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诗本音》所考古音与《诗集传》注音

《诗本音》中,古音异于今音的韵字180个。这180个韵字顾炎武共入韵597次。对照《诗集传》注音,其中27次不入韵或入韵而读音不详,87次读今音,22次兼读双音,461次读叶音。从这些注音的讨论中显示:顾炎武古音学成就有不如朱熹者。

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子晚年“木晦于根,春容晔敷”的精神旨趣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平衡"熹","晦"之意如启蒙老师刘子翚祝词:"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这影响了朱子一生的审美趣味与精神旨趣。朱子主静的思想资源丰富,如道南指诀的观未发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无欲主静、《易传》的寂然不动等。朱子晚年对道教丹道经典《周易参同契》颇用功,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深受其中主静功夫的影响,如朱子视"三光陆沉,温养子珠"为其中之"要切之要切者",效验是"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在晚年的《楚辞集注》中,朱子通过屈原的《远游》来寄托超脱的情怀,以"壹气"为要诀之要诀,涵盖"毋滑魂""与泰初而为邻"。另外,主静还表现为专一的持守,如《调息箴》中所言守鼻端之白,由此而至"静极而嘘,如春沼鱼"。诸多主静思想资源汇聚于朱子,他既能入之深,又能转得出,以持敬平衡主静。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

文章对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进行穷尽式研究,发现其来源皆有根据,且体例严整,并非随意为之,朱熹既继承了陆德明的反切和"协韵"组合模式,又给以己意所定之反切注上"叶"的标志。文章同时归纳出了朱熹二反、二音的两种类型:一为并列古、今(或今、古)音;二为四声互用。从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的对比来看,二反、二音并非漏注了叶字,而是朱熹有意为之,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统一于朱熹的注音原则。

桂林石刻药方“养气汤方”考

通过对比宋代《鸡峰普济方》与《是斋百一选方》中的相关记述,考证岭南地区唯一现存的宋代石刻药方"养气汤方"的组成,并评述其在中国医学史中的价值及其对临床的启示。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

也谈朱熹“《诗》教”旨趣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 ,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者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文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 ,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的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文 ;择各家注解 ,晓名物训诂 ;体身玩味 ,推类义理三个阶段 ,从求诗人本意入手 ,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文学出发的读《诗》方法 ,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穷理”

论朱熹的《诗·国风》思想风格理论

在朱熹的解释视野中,《诗.国风》呈现着多样化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和诗篇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民性民情,不同政治条件下在上者之好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关于诗歌风格与地理环境、民性民情、在上者好倡之关系的理论思想,不是朱熹首先提出的,但他的贡献是将这一理论全面系统地用在了《诗.国风》思想风格的探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