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诗与论理之间《:朱子语类》论诗的话语意义

《朱子语类》论诗有其独特面貌,朱熹有意选取语录体诗话的方式进行言说,着意呈现诗歌创作中面向生活审美的浑融气象,在论诗观念上体现出诗话语境下诗与理的互斥互塑,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崇豪壮诗风,体现出朱熹系统性的审美观念和话语策略。康德对崇高审美的分析将朱熹原本诉诸审美经验和直觉体悟的文本呈现进行理性化理解,合理解释了为何朱熹所推崇的豪壮诗风较之其他风格更能体现“近道气象”,更为具体地揭示出朱熹理想诗风的重要特点。《朱子语类》论诗不仅体现出朱熹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审美修养,更是系统地体现出他在审美层面对体道方式的根本性探索及其对此种话语方式之于体道意义的自觉。

基于浸润式阅读的师范生美育培养理论和路径探究

以美育浸润为导向推进全覆盖的阅读美育,既是美育浸润行动的实践渠道之一,也是提升师范生美育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读书修身之法如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等相关理念对浸润式阅读美育有深刻的启发。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在遵循师范生学习能力和实际阅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科学技术领域重要文本,探索阅读美育的路径与方法,并通过教学实践检验浸润式阅读的美育成效,进而在理论上厘清浸润式阅读与师范生美育的关系,论述二者结合的可行性。

止于至善:朱熹的编辑审美追求

朱熹是孔子之后集理学大成的思想家,也是继孔子编辑六经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儒学编辑家,一生编辑、刊刻、传播了大量儒家经典。其编辑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作为编辑家,朱熹将“止于至善”的编辑审美追求贯穿于其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统一。“明道”是其选题内容美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善”是其内容编校美追求的目标,同时在书籍形式上追求版面编排的和谐美、字体写刻的神韵美、插图形象的直观美、封面设计的雅致美。朱熹通过编辑儒家经典以书传道,最终完美地建构起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

乐的体验与审美境界——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乐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理学家和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有人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和艺术美的美学意义。而追求艺术人生、诗性化的人生,达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朱生豪莎剧翻译的文学审美取向

在莎剧翻译中,朱生豪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提炼出来的诗话的白话文体符合汉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欣赏习惯,也与莎剧的语言风格最吻合,是诗化的散文和散文化的诗。在翻译实践中,朱生豪"神韵说"的翻译思想体现了原作的诗情和神韵,译出了莎剧的文学性和艺术美。

朱熹:作为编辑出版家的评价

朱熹躬亲领导的编辑出版活动,以编刻载体为儒家典据嬗变奠定了基础;“止于至善”是其从事编辑出版的审美抉择;而“有补世教”、“传之来裔”则是其编刻活动的价值追求;群体从事编辑出版的规模效应,以及重新诠释与整理儒家典籍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是朱子学派编辑出版的显著特点。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朱熹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精神

朱熹美学思想是宋代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提升。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其性质和作用并不只是在于传达美的知识,而在于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朱子语类》愚昧、痴狂概念词语类聚考探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关联而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愚昧概念表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痴狂概念表示思维或行为失常的状态。《朱子语类》中表达愚昧和痴狂概念的有"愚、蠢、昏、暗、闇、昧、鲁、钝、顽、村、痴、蚩、騃、呆、颠、狂、风、失心、丧心、心恙"等词,形成了以这些词及其组合成的词语为核心的概念词语网络。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白寿彝对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其中对于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包括了对朱熹师承的研究以及对朱熹从政事迹和讲学事迹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他不仅通过佛书之外的史料对朱熹从学于道谦作了论证,在朱熹生平事迹研究的史料上是一种突破,而且他提出研究朱熹首先要研究朱熹生平事迹,而研究朱熹生平事迹"须注意这些事实下面所隐伏的精神",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尤其是,这些突破和创新对于今天学科分类下的朱熹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光潜美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朱光潜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儿。他相信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美学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早期,他对"美是心物同一"命题的证论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基础上的;中期,他的美学和语言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期,受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朱光潜认为美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朱光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创立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美学体系成为现代中国美学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以“游艺”之学入圣贤之域——南宋理学家的文艺美学精神

南宋理学家将志道精神贯彻于＂游艺＂活动之中,除诗文外,于书画和琴乐亦颇多致力,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学文艺美学。强烈的正统观念与复古意识使其推崇雅正醇古的文艺风貌;崇阳抑阴的哲学思想及对君子人格的追摹令其提倡清劲雄健的文艺笔力;对闲淡简远与洒落冲融心境的向往又促使其推许自然淡泊的文艺意境;对浑成无迹、从容中道之圣贤气象的尊崇则形成了其对于浑然天成的文艺气象的祈尚。唯有以理学思想为根柢,才能彰显其文艺美学区别于传统文人的特征;只有对他们的诗美理想与书画艺术美学作通观阐释,始得深入认识理学文艺美学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