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性精神及其对数学教学的启示

理性精神是数学内生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动因之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精神品格中蕴涵有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理性智慧.试以理性精神为切入点,通过研析朱熹理学中理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穷理的认识方法和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构建朱熹理性精神的基本涵义和价值旨趣.然后从中析取出3点面向数学教学的启示:帮助学生构建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追求并开展有深度的数学探究活动、涵养学生“敬”的数学学习态度.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论朱熹书院教育思想对现代大学书院的实践价值

书院教育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官学之外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南宋教育家朱熹一生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他通过对书院历史变迁和书院教育内容的系统梳理,提出了书院办学、讲学的教育理念。朱熹以自己丰富的书院实践经验为基础,归纳整理出一系列书院办学和讲学原则,对现代大学书院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从朱熹书院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特征、现代大学书院发展现状、朱熹书院教育思想对现代大学书院发展的经验启示等进行阐述与分析,为现代大学书院发展提供实践价值。

论胡居仁之“心学”及其“两心”困境

胡居仁为捍卫理学的正统和权威,主动阐述了一套理学之“心学”来攻斥陈白沙之心学为异端。他认为,异端之心学用“心无存主”的静坐方法只会落得“空寂”之病、作弄精神,而理学之“心学”用“心有存主”的主敬工夫则可以通达万变、宰制万物。究其立论根源乃在于心具众理、心与理本一,所以心存则理明、制心则理亡。然而胡居仁这一套“心学”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解释的“两心”困境,另外,他只是把陈白沙心学打为禅学,并集中对禅学进行“深辩详辟”,并没有认识到陈白沙心学具有的独特性,自然就无法对之进行有力的批判。这些不足,是其贬辟异端、捍卫理学未见效力的自身原因。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和哲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坚持和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现实、贯通古今、融通中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统”集大成、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发展的“文脉”致高远,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基本职责、方针原则、战略布局、制度保障、人才支撑等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的问题,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用无比丰富的原则性论断、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高度,集科学真理与东方智慧、思想光辉与文化光芒、历史眼光与时代视野于一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标志性的重大意义。深入理解其蕴含的科学道理、厚实学理和深刻哲理,是我们整体地、系统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真理力量、道义力量、实践力量和创新力量的基本要求。

朱熹生态哲学与中国特色环境法典编纂--从环境法典的自然观角度

环境法典编纂需要在一定哲学观念的指引下实现规范体系化。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引发生态危机,世界范围内环境法的自然观经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转变。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崇尚“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朱熹生态哲学融合儒释道生态思想,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之大成,为中国特色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正确的自然观选择。

试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朱熹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 ,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 ,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 ,于当今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乐的体验与审美境界——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乐是儒家哲学所提倡的最高的人生体验,也是理学家和朱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乐具有审美体验的形式,实则以真善美合一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在朱子哲学中,乐的体验有人格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和艺术美的美学意义。而追求艺术人生、诗性化的人生,达到真善美合一的境界,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期急速兴起的原因及其特色

日本朱子学从原来的一种文化修养转而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在江户幕府时期急速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且日本与中国和朝鲜高度集权的中央官僚统治不同,具有容纳了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和严格的职业等级分工的结构特色。这种结构特色要求朱子学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钟情于抽象的“主义”。因此,日本朱子学被具体诠释成日本社会各个层次乃至庶民的不同伦理文化,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庶民化的特点。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福建儒学文化精神的超时空审视

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和坚持,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歧义。就福建儒学传统而言,朱熹、李贽、严复无疑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然而现代学界习惯性地把对朱熹、李贽、严复等人的文化思想精神研究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干的三种思想状态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维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福建儒学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启蒙之学,他们所具有的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