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0年李仲莲、朱繡等奉命入藏事件论析

本文据现存民国档案资料,记述了1919年至1920年民国政府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繍等入藏,磋商川藏各事,以释嫌疑,联络感情事;对李仲莲等取得川藏停战及联络感情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揭露英人贝尔(C.Bell)在会谈中对西藏一方的影响;最后,对当时国人有关的评论,如著名藏学学者任乃强先生有关的批评,作了分析。

朱启钤先生的“丁卯朱氏刻本”及其文献价值

朱启钤先生发现并刊刻了传世孤本"髹饰录",使我国学者和漆器工艺人员能够有机会研读到这本古代漆工留下的专著。深入挖掘"髹饰录"的文献价值,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殊的意义。

孙中山中华民族主义观与国情观的转换

本文主要探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主义观与国情观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转换。百年来,人们总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向去评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和国情观。读一读孙先生的原著,我们蓦然发现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情观,比如核心问题"恢复中华"、"五族共和"、"西体中用"、"一律平等"、"国共合作"等,首先是从中华爱国主义的基础——中华民族主义及民族使命去认识和实践的。从而使我们终于明白,虽然孙中山自嘲"不值一文"和"无拳无勇",却能主导海内外华人合力推翻满清帝国、继而倡导国共合作以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一则史料辨析

1925年朱绣记述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细节,即联豫亲自和派员检查达赖行李,翻检相关史料并考辨,认为此说并不成立。然此说也非空穴来风,朱绣所记可能源自误置了达赖行李在西宁等地接受检查的时空及当事人。

从同志到朋友:陈独秀与朱蕴山关系考论

陈独秀、朱蕴山都是安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二人交往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二人志同道合,相互支持、配合;后期,从大革命失败到陈独秀去世,二人先后因不同原因都脱离中共党组织,政见也有异,但私交仍存。

论甘肃代表团赴藏对改善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作用

本文以甘肃代表团赴藏为中心,来探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展,甘肃代表团的赴藏是在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主动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所好转,因此1919年甘肃代表团的赴藏,虽是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史上的惊鸿一瞥,却耐人寻味,值得仔细揣摩研究。

新发现欧阳修书简与周必大、朱熹关于范仲淹神道碑铭的论争

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部分文字被范纯仁任意删除一事,周必大和朱熹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周朱二人在主张自己的意见时论及的书简《张续帖》和《苏明允帖》,正是新发现欧阳修书简的第五十七、八十五和八十六篇。另外,周朱二人的论争此前一直被认为圆满解决了,而通过新发现欧阳修书简可以看出此论争并没有圆满解决,周必大特意主张新发现书简第五十七、八十五和八十六篇为伪作,且未收录于欧阳修全集。据此可知,通过新发现的欧阳修书简,不仅可以探寻周朱两人论争的具体轨迹,而且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考察周必大编纂《欧阳文忠公集》的态度。因此,新发现的欧阳修书简意义重大。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业"始于经营河北。而对渔阳郡的争夺,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两汉之际,控制渔阳局面的彭宠,先归附更始政权,后来又投依"镇慰河北"的刘秀。彭宠所派出的渔阳精兵,与上谷太守耿况的军队,实为刘秀经营河北的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彭宠却起兵造反,挥兵进攻幽州牧朱浮于蓟。这与同年正月发生的真定王刘杨谋反之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分析从缓处理的原因,可能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因为彭宠之叛,并非出自彭宠的初衷,而是出自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当时人对朱浮的"生事"之举,多持非议。素以信守道德自我标榜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势必顾及舆论评价。当然,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秀也有刻意作态的必要。刘秀的"中兴之业"由此显现出"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并重的特色。这是汉光武帝与汉高祖经略天下的大异其趣之处。

北宋名儒刘棠方志书写变迁考

在新旧方志的记载中,北宋名儒刘棠传的书写发生了变迁。通过考证发现,刘棠字召美,北宋福建漳州龙岩县人,元祐五年以《舜不穷其民论》考中开封府解元,所作《善政纲举而网疏》曾遭王质批驳。其事迹散见文集、地方志,龙溪、漳平先后引为先贤。刘棠未获苏轼、欧阳修垂青,曾遭吴开批驳,获得朱熹称道。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

朱祖谋词的隐秀艺术

晚清词人朱祖谋的彊村词在表达上意内言外、寄托深远,故多复意重旨,在感情上沉抑缠绵、哀感顽艳,故能卓绝独拔,其词作既有"隐"的寄托和章法,还有"秀"的文辞和情感,自觉地践行了"隐秀"这一艺术法则,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朱启钤往来书信笺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有朱启钤先生往来书信十通。信函时间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涉内容既有《髹饰录》的校勘及版本流传、《元大都宫苑图考》考证等学术问题,亦有样式雷图样的收购及其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长时的地方时局。书信往来之人,有中国营造学社早期核心成员阚铎、梁思成,以及日本学者大村西崖、桥川时雄,还有清样式雷的后人等。对这些信函的刊布与考析,可补充史实,管窥朱启钤先生作为学者和政治家、实业家的吉光片羽。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文献来源综合考论

《修真十书》在道教思想史上极具重要性,其第一书即为《杂著指玄篇》,所言皆为修真要旨,所载文献来源于多个作者的多篇论著,故以"杂著"冠名。本文对以白玉蟾为中心的文献来源线索进行考论得出,《杂著指玄篇》与白玉蟾"杂著"之作与"指玄"之作,在篇名构成模式上显示着它们内在的本源关系,至于内容则有相当程度的交集,多为白玉蟾后学以其丹道思想及传承为中心编辑而成的;《杂著指玄篇》卷一《白先生金丹火候图》以白玉蟾《白先生金丹火候图》为主要文献来源;《金丹捷径指玄图》则以《金丹捷径》作为参考,同时借鉴其他文献编辑而成;后就《杂著指玄篇》与《道藏》相关文献进行比较,主要研究了《杂著指玄篇》卷一之《白先生金丹火候图》《金丹捷径指玄图》与《海琼传道集》(除《钩锁连环经》与《快活歌(赠道士陈知白)》)上部的关系;《杂著指玄篇》卷五之《金丹四百字(并序)》与《道藏》太玄部之《金丹四百字(并序)》的关系。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李恒《袖珍方》明刊本流布情况考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良医所的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该书曾于洪武、永乐年间编刊过2次，因实用性强，后世有多种版本流传，仅明代就刊刻过多次。目前所见最早刊本为永乐年间刊小字本，明正德四年刊本是在永乐本基础上的重刊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明正统年间以后出现多种以“魁本”“大全”命名的刊本，多是坊刻本，与永乐本系统相比，不论版式还是内容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