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研究

朱彝尊存词五百余阙,其节序词数量众多且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以节序词为索引,可以窥见不同历史阶段和语境下朱彝尊的创作心态,且朱彝尊之词取法南宋,尤推姜张,体现出词学宗尚上的去经典化特征。朱彝尊通过对词体形式进行规范,达到复归醇雅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字句的锤炼和典故的化用,这些都推动了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在这样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中,朱彝尊的节序词引领了清中后期节序词的风格走向,同时可以领略节序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旁搜博采 考校精详——新出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读后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是朱氏著作第一次全面点校整理,体量庞大,网罗富赡,在辑佚、标点、校勘等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该书旁搜博采,系统全面,酌选底本,多方参校,精校细勘,精益求精,为朱彝尊研究、明清之际文学研究、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及浙派学术研究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必定会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现存朱彝尊旧藏经部图书知见录

朱彝尊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之一,探明其旧藏图书的遗存现状,是富有价值的一项研究课题。经部图书是朱彝尊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仍然存世者尚有四十余种。以提要的形式,简要介绍这些图书的作者、卷帙、版本、钤印、著录等基本信息,可以略窥朱彝尊藏书的丰富面貌,并为相关藏书史、学术史议题的拓展与深化讨论提供参考。

朱大启生平考述

朱大启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谒选除江西南昌府推官;万历四十六年(1618),补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天启五年(1625),升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调文选司,六月升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十一月调文选清吏司郎中。崇祯登基,朱大启升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奉命祭告河南中岳诸神及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崇祯元年(1628)九月,升太仆寺卿,摄添注少卿事;崇祯六年(1633),升大理寺卿;七年(1634),升刑部右侍郎;八年(1635),转刑部左侍郎。朱大启在任清正无私,敢于多次拒绝阉党顾秉谦、冯铨等人的请托。他在南昌府推官任上与汤显祖有书信往来,曾为胡震亨《李杜诗通》作序。

朱彝尊的《斋中读书》诗第四首发微

《斋中读书》第四首以五行学为论域。其第一层次体现的是朱彝尊的五行观,即建立在儒家经典阐释与正史叙事基础上的五行认同观。第二层次指出邵雍更改五行之举的学术错误。朱彝尊对邵雍的批评,是对朱子以来学人相关研究的延续,而其见解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与继承。此诗因而具有诗学与学术史的双重价值。

真积力久则入--评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

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经增订后重刊,新增内容不少,新见迭出,势必将《经义考》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现从“体大思精,全方位剖析《经义考》”“平议学界成果,指示《经义考》研究的新路径”两点对该书价值加以管窥,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书中的不足稍加指陈。

曹溶、朱彝尊、屈大均“雁门关”词考论

清初时期,贰臣曹溶、落魄士子朱彝尊与遗民屈大均于岭南、江南保持了长期的交游与情谊,并于曹溶为政山西期间,与傅山、顾炎武、李因笃等人汇聚于雁门关。经考证,曹、朱、屈三人的“雁门关”词分别作于康熙二年(1663)秋、康熙四年(1665)春与康熙五年(1666)冬,是追和赓唱之作。三位政治立场迥异的词人在雁门关这个特殊的空间以怀古题材共同奏响了兼具羁旅离愁之苦、故国之思与文化保种之识的心曲。三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士人久经丧乱后的情感交融与思想共识。

朱彝尊疑伪诗文作品考辨

清初大家朱彝尊的诗文作品大都收入《曝书亭集》,但也有不少散佚作品。由于朱彝尊声望卓著,有不少伪作也冒用朱彝尊的名字流传于世,为避免引起误解,故对21首相关作品进行了考辨,为学界提供参考。

从《百字令》到《竹垞图》再到《竹垞小志》——清代文人记忆中的朱彝尊及其宅园

朱彝尊旅居潞河时,思乡怀庐,填词《百字令·索曹次岳画竹垞图》,委托画师曹岳将宅园竹垞形于图卷。图卷经曹岳精心布景,以三个圈层呈现竹垞胜景,成为朱氏怀念故土的媒介。归田后朱氏将图卷装池,邀请李良年、徐釚等朋辈题咏,该图承载着朱氏本人及其友朋的记忆进入文人群体的视线。《竹垞图》在朱氏身后,经阮元重摹、倩人唱和,流传愈广、题咏愈多。在阮元倡议下,竹垞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曝书亭得以重建;阮元复请杨璠等协助将《竹垞图》题咏与重构曝书亭纪念诗文,编订成《竹垞小志》刊刻出版。从《百字令》到《竹垞图》再到《竹垞小志》,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诗文、题跋,构成一个文本衍生序列,创造出有关朱彝尊及其宅园的回忆空间,不断强化朱彝尊在清代文人群体中的记忆与形象。

朱彝尊的饮食生活与词体书写

朱彝尊一生嗜饮、嗜吃,自然创作了大量的饮食词。早年平居家乡时,经济拮据,饮食简素,但仍追求“治酒肴必丰”;中年游幕四方,依附高官,饮食显得豪奢;晚年通籍后,社会地位提高,饮食贵中求奇。朱彝尊的饮食生活对其饮食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饮食词的书写有两方面转变:内容由饮食环境转向食物本身,书写方式由言情转向体物。变化的深层原因是朱彝尊在博学鸿儒科后,经济上获得独立,精神上获得自由。朱彝尊后期专门以美食为题材的饮食词在词史上具有开拓意义,具体表现在饮食题材的扩大化和书写的精细化。

朱彝尊著述续考

关于朱彝尊著作,吴梁先生曾有《朱彝尊著述考略》一文,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今于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编纂过程中发现上文之外另有朱彝尊著述34种。现将其一一列举,标明卷数、版本、馆藏、出处。合前文所列,朱彝尊著述日臻完备。

《经义考·通说》引文考辨十二则

朱彝尊《经义考·通说》四卷,辑录历代关于经学评论的文字四百余则,均未注明详细出处,且引文多经其剪裁。后代学者不明《经义考·通说》引文原始出处,据以征引时,无从覆案原文,以致时有谬误产生。本文考辨《经义考·通说》十二则引文的出处,期于增加学界转引《经义考·通说》相关材料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间附辑录朱彝尊佚文《两汉精华跋》,并考订出何洛文、刘曰宁二人的生卒年。

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从《茶烟阁体物集》到《和茶烟阁体物词》

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对乾隆词坛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主要着眼于朱集延续《乐府补题》唱和、追求创作难度、追随特定的写艳风气三个方面,是清词走向学人词的重要表现之一。茹敦和对朱彝尊咏物词追求传形、展露才学以及比兴寄托等特点都深有领会,但其学习或模仿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地位更加明确、稳定,茹敦和的和作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也促使朱词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往往是引导探索深入、促进风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乾隆词坛的唱和活动,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茹敦和的这卷和作,也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

作为清初大家,朱彝尊一生跌宕起伏,深刻地折射出清初士林生态及政治走向。秀水朱氏清望远播,嘉兴一地人文荟萃,朱彝尊对家族、家乡,均怀有浓烈的赤子之情。易代之际,朱彝尊飘零江湖,有家难回,是因为早岁奔波于抗清之路,失败后不得不避祸远走;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只能依人作幕,寄食他方;家庭欠顺,压力巨大,处境困窘。应征博鸿、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人生中一大转折,朱氏颇受康熙帝玄烨之亲近与拔擢。罢官之后,朱彝尊虽然极度思念家乡,却留居京师不归,是因为朱彝尊早已树立崇儒传道的人生志向,汲汲于儒家典籍、故国文献之整理与传承。经过苦心经营,朱彝尊在京师构建起一个松散但是强大的学术交流网络,能为其著述事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玄烨作为一代雄主,也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朱彝尊因此对玄烨满怀期待,希望能重新起复,完成宿志。

朱彝尊散曲简论

朱彝尊为清初散曲大家,其散曲大致可分两类:抒男女艳情与发隐逸情怀。前者,因作者曾有一段彼此相恋而又不为世俗所容、抱恨终生的恋情,故而写得深情绵邈。后者,则多用[一半儿]曲牌创作,抒写淡然隐情,应该既有主观上的着力也有客观上融画入曲及深谙传统文化的便利,因而较鲜明地体现其散曲清雅、冲淡的风格特征。

《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对朱彝尊学术成果的借鉴--以明代诗文集的考订问题为例

清初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诗综》等著作中大量的学术观点、考据成果被《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引证借鉴考订明代诗文,这种借鉴主要体现在对诗文作家和作品收录、风格、版本等诸多方面的介绍评议。另外,对于朱彝尊作品中舛误、疑惑之处,《总目》别集类则在旁征博引,考辨之后给予纠正、解答,充分体现其"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的编纂思想。

朱彝尊艳词论略

朱彝尊与其妻妹的恋情使其艳词独具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叙事性加强等审美特质。将朱彝尊流连歌坊、寄迹青楼的艳词与其以《静志居情趣》为代表的有特定对象的艳词进行比较,其写作手法与情感的质地均迥乎不同。它既无狎邪游玩之意,亦无比兴寄托之慨,只是真情实感的叙写。其沉挚深通与所恋对象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清新醇雅的文人风貌,这在艳词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特出的。

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及其书籍的看法——康熙朝文人阅读史个案探析

朱彝尊是清代康熙年间以博学著称的学者,他对西洋传教士持排斥态度,这与其曾祖朱国祚对利玛窦的态度有关。朱彝尊赞许当时中国学者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却对来自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历算学说提出批评。从阅读史的视角来考察,朱彝尊所谓博学,特指其在传统经史方面的成就。康熙皇帝的阅读倾向对士人有引导作用。

袁枚批评浙派

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 ,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 ,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 ,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

朱彝尊《蕃锦集》平议——兼谈“集句”之价值

朱彝尊的集句词集《蕃锦集》向来是被学界主流鄙弃不谈的一部作品,原因与对“集句”这种“文字游戏”的认同程度有莫大关系。本文第一部分对集句的产生、流变、价值作了初步梳理,第二部分对朱氏《蕃锦集》作了具体品评,并指出:朱氏在集句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实质上是他自觉释放这种文体的抒情功能的结果。